摘要: “我与我的世界,浮过了生命海。”2022年2月11日凌晨,著名媒体人曹景行因罹患胃癌在上海去世,享年75岁。 曹景行祖籍浙江兰溪(祖居地原属浦江),他是著名报人、作家曹聚仁次子;1947年出生于上海,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任香港《亚洲周刊》副总编,《明报》...
“我与我的世界,浮过了生命海。”2022年2月11日凌晨,著名媒体人曹景行因罹患胃癌在上海去世,享年75岁。
曹景行祖籍浙江兰溪(祖居地原属浦江),他是著名报人、作家曹聚仁次子;1947年出生于上海,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任香港《亚洲周刊》副总编,《明报》主笔,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凤凰卫视言论部总监、《时事开讲》节目主持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访问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新闻评论员、上海东方卫视《双城记》特约主持和新闻特约观察员等。
说到曹景行,关心时事新闻的人并不陌生。他满头华发,风度翩翩,渊博儒雅,才思敏捷,从容睿智,温暖谦和,而且不失幽默——这是“时间孕育出的味道”,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一个读书人,这是他的底色;他是一个行走者,这是他的兴趣;他是一个思想家,这是他的本质。
曹景行父亲曹聚仁是著名作家、记者、学者,横跨政治、历史、新闻和文学“四界”。
曹聚仁1900年出生于浙江浦江蒋畈村(该地现划归兰溪)。1921年他从浙江一师毕业,然后到上海教书,担任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
上海溧阳路是一条历史文化名街,最著名的是花园住宅群,被列入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名单。溧阳路的花园住宅里住过许多文化名人,1335弄5号就是曹聚仁的故居。本来扎根上海,可谓“岁月静好”,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曹聚仁从书斋走向了战场。
这不是“投笔从戎”,而是“持笔从戎”。曹聚仁成为了战地记者,曾采访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及东南战场。台儿庄大捷就是他率先报道的。1950年他只身赴香港从事写作,主要是为了谋生、养家糊口,那年曹景行才3岁。1956年后,曹聚仁曾数次回内地,行走奔波,为两岸密商和平统一大事,多次受到周恩来接见——这就是曹聚仁先生的家国情怀。
曹聚仁“饱读万卷书,身行万里路”,阅历丰富,见识繁多。他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然而时代改变了他的职业理想,他要做一个“东方的李普曼”,写一部“活的中国记录”。他在上海与鲁迅交往密切,自忖受益良多,因此终其一生对鲁迅念兹在兹,著有《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他一生著述逾4000万言,生前出版成书70多种。
曹景行曾在不同的平台分享过他和爸爸之间的故事。“从‘文革’开始,在上海的母亲和我们子女,就受到了各种冲击:家中被抄,书籍被毁,信件被没收,存款被冻结等等。为了不让父亲担心,这些情况我们都没告诉他。知道他看病开销很大,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不让他汇家用钱来。父亲问我们要些什么,除了毛选,我们什么也不要,于是,他就不断给我们寄各种版本的毛选、语录来。”
曹聚仁晚年所写、未能终篇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坦诚自白,纵横上下,酣畅洒脱,将其生平世界“不加掩饰地揭示出来”,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与文本意义的传记。还有《浮过了生命海》(该书与《我与我的世界》合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11年4月出版)一书,记述了自己晚年入院手术治疗的经历,写出了病中对生命意义的反思,是晚年内心世界的线年,曹聚仁在澳门病逝。曹景行从安徽农村返回上海,和姐姐一起赶往澳门,却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曹聚仁夫人邓珂云携骨灰回内地,安葬于南京雨花台旁;后移葬至上海,“叶落归根”,了却了曹聚仁最后的心愿。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曹景行和父亲一辈子相处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他们都是“浮过了生命海”。而作为评论员,曹景行不仅有良好的基因遗传,在后天也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父子两代都成为“一顶一”的新闻人,这并不多见,他们都是载入中国新闻史册的。
新闻评论离不开积累,积累来自于阅历和阅读。丰富的阅历和阅读就是底蕴和底色。
丰富的人生阅历,能让一个人“不是一般见识”。曹景行是老三届,老知青,经历过上山下乡,阅历非凡:
1966年他高中毕业时,“文革”开始,1968年到安徽南部的黄山茶林场落户,上山下乡“修理地球”务农十年。黄山茶林场历来以经营茶、林为主,其体制很独特,当年移交给了上海市管理,隶属于上海市农垦局,几千名职工中,上海知青占90%以上。1978年,结束整整10年农村知青生活,31岁的曹景行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历史,让时空都广阔了。那时百废待兴,为了拥有一本来之不易的书,曹景行曾选择抄书:“《光荣与梦想》是从我老师那里借来的,很珍贵很难得,我只有把它抄下来。”
毕业后,曹景行进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成为了学者,视野拓宽到世界。20世纪80年代末,他移居香港,先在中文《亚洲周刊》工作,后到凤凰卫视任职;无形中,继承了父亲的角色。
曹景行从小就沐浴书香,父亲营造了一个坐拥书城的家庭环境,诸多书籍陪伴他度过了童年。“家里头全是书,而且我们家里人全部都在看书。从我妈妈、我姐姐、我哥哥——我们平时都在看书,所以我从小看书。”
阅读要成为媒体人尤其评论员的习惯和惯习。阅读当然不仅仅是读新闻,还要读书。读书是新闻评论员的坚实后盾。
曹景行曾任河北卫视《读书》栏目特邀主持,他说,不管是纸质阅读还是网络阅读,都是有效的读书方式。说到藏书与读书,他有个“三不”:不扔旧书,不买商业炒作的“烂书”,不鼓励大家看励志书。
“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读书人,一个求知欲特别旺盛,什么书都想读,什么知识都要吸收的读书人。”作为好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这样评价曹景行,“读了这么多书,所以他书卷气很浓重,胸怀很宽广,兴趣也很广泛,从这意义上讲,他是一个文化人。他人生不同阶段,每一次的选择,都跟他读书人的身份息息相关。这是他的底色。”确实,前半生的读书人生活,成就后半辈子杰出的评论家。
如今不少评论者不爱读书,毕竟读书需要静心而不能浮躁,有一定难度;同时也很花时间,而且买书和藏书的成本也不低。我本人每年要花3万多元买书,深知做好一个新闻评论员“第一等要事还是读书”。
曹景行自己亦有著作,他著有《香港十年》《光圈中的凤凰》《印度十日》《不丹十日》等。读过《不丹十日》(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那是一段旅程,探寻幸福的真义,“我心向往,不丹之美”;全书感受细致,史料丰富,文笔质朴,图文并茂。
在镜头前,曹景行风度翩翩,有着极好的形象,所以有了“师奶杀手”的戏称。2016年,时任凤凰卫视副总裁、资讯台台长董嘉耀撰文《曹景行:为电视评论而生的“银发师奶杀手”》:“他有一头抢镜的银发,特别适合做电视……睿智、成熟加上满头银发,一‘出道’就成了师奶杀手。”
比“师奶杀手”更重要的是“新闻雷达”。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曾这样形容曹景行:“早上起床,眼睛盯着电视新闻,耳朵听着电台广播,手上翻着当天的七八份报纸。”后来曹景行每天在朋友圈发布大量的信息,最多达到一天400条的极限,因此他的朋友圈被称作“一个人的通讯社”。
曹景行每天浏览大量的报刊,就是为评论做准备工作:一是进行数不清的剪报——为了快捷,他常常是手撕报;二是复印,他在凤凰卫视有个绰号叫“影帝”,这个“影”不是电影而是影印,他是“影印帝”——通过复印还可以把字号放大,便于阅读。
“新闻雷达”是新闻信息的广泛接收,新闻评论则是“新闻导弹”,如果没有“新闻雷达”,那么“新闻导弹”就会失去精准度,甚至是“无的放矢”。曹景行的评论,总是能够建立起多维的思维空间,在多维度里进行思考与分析,像雷达一样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新意,说出别人没有探及的深度。
只要与他接触,聊一聊天下大事,就会惊叹于他的阅读量之大、消息面之广、常年积累之丰厚。“做主持人时,我消耗的全是年轻时代的累积。”曹景行说,在这种累积之上,每天看到的资讯和新闻,便自动在头脑中分类,“比如以巴冲突,我30年前就开始关注,两岸关系关注了20年,中美关系关注了30多年……对我们来说,每个突发的新闻事件都能和原来所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在历史的脉络上有系统地做新闻,就会很清楚、准确。”
每位时事评论员都应该像曹景行那样,建立自己的丰富的“资料库”。博览信息,不容易陷于片面;丰富的阅历和阅读,能够增强新闻判断力。尤其是突发新闻,还有“新闻连续剧”还在陆续展开、事件还在反转又反转、事实真相还没有完全追问清楚的时候,判断不会出错。
正因为博闻强记、知识储备量极大,所以曹景行拆解问题的能力极强,总是游刃有余。在“9·11”事件中,他紧急上阵担任直播评论。事发时,9月的香港依然酷热,他在汗衫短裤的日常穿着外,套了一件西装就跑到直播间进行评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他能够从国际政治到地缘政治、从历史到当下层层剖析“9·11”事件的前因后果,出色地完成任务。
由于积累丰富、思维清晰、表达顺畅,所以曹景行做电视评论并不事先写书面稿,而是只写个大概的提纲,拿在手里,但“从来不看,就是为了壮个胆”。
曹景行是凤凰卫视《时事开讲》栏目创始人,是中国电视时事评论节目的重要开拓者,被称为中国“电视时评第一人”。他入职凤凰卫视后,先后策划了《杨澜工作室》《锵锵三人行》《凤凰早班车》《总编辑时间》等栏目,策划一个火一个。《时事开讲》在1999年开播,中文电视的新闻评论由此开始。
曹景行不仅善解人意,而且善解“世意”,是新闻评论员的典范。2001年,他被评为年度“中国电视十大新锐人物”,颁奖词是:“立足香港,以华人社会为背景,放言天下时事,以时政见解入木三分;从海量的新闻资讯中披沙拣金,拨云见雾,为公众洞开时事真相之门;他的言论日益成为电视传达给公众的重要声音之一。”
2002年,《时事开讲》获选年度“中国电视节目榜”之“最佳新闻类节目”。2004年,《时事开讲》被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持人专业委员会评为首届“中国电视十大名栏目”之一。后来还被评为“15年来中国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
以前有个理论,认为电视是不能做评论的。曹景行说:“我们是公认最早的,一开始就我一个人,评论员基本上是我找来的,建立了十个人的评论员队伍。一般是先请来当嘉宾,聊得不错就请他加盟。当时像杨锦麟、阮次山等都没有正式工作,被我们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我们是一帮电视的外行,但外行有外行的好处,就是不受规矩约束,其实这就是互联网思维。”1999年,最年长的阮次山已经53岁,曹景行52岁,何亮亮48岁,杨锦麟46岁,平均年龄50岁。
《解密凤凰——凤凰卫视时事开讲影响力》(师永刚著,作家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一书,从“人”出发,讲述该评论栏目的影响力。其中讲到:《时事开讲》成了老男人天下;曹景行说“我们这几个老头子是凤凰卫视最用功的人”;主持人吴小莉称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是凤凰卫视“三宝”;“曹式评论”开创了中国一种新的电视媒体形式……其中很有意思的是“评论员方法解密”:曹景行讲信息、阮次山访政要、何亮亮谈资料、杨锦麟在读报,4个人都有自己“获取秘密”的渠道(见该书第317页)。
“曹先生是个阳光媒体人,超强的媒体创新能力和表达能力,是他留给我的基本印象。”著名评论员何亮亮在《痛悼曹景行先生》一文中说,“2001年凤凰卫视资讯台成立,曹先生、阮次山先生和我组成了评论部,成为同事,期间与曹先生互动很多。”何亮亮和曹景行有很多共同点:都是上海人、老三届,都曾经是下乡知青,都是在“文革”后进入高校,都曾经在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来香港后都从事新闻工作。
老同事杨锦麟说:“老曹可以说是我进入电视圈的引路人!2002年进入凤凰卫视之前,曹景行多次邀请我客串凤凰的节目,《锵锵三人行》试播前,我们也是一个被邀请的嘉宾组合!进入凤凰任职,我们同在一个办公室,一起参与N个节目的拍摄制作,合作很愉快……”
评论的“源动力”,一是源于自由,二是基于真实。评论员邱震海做节目的第一天,他要跟曹景行商量选题,曹景行对他说:“我不商量,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请你来是觉得你可以,你要讲什么是你的事。”凤凰卫视评论部从来不开会,节目录之前没人管,录完也没人看,录完就播出。“我们讲什么,连刘长乐也是看了节目才知道的,他也没时间管。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出新。”
其实这批上了岁数的“老男人评论员”,把对谈的节奏、分寸都掌握得很好,“完美到适可而止”。“表达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他们有着清晰的价值锚点,逻辑锚点。新闻评论注重“第一解释权”,这个解释,当然包括分析、剖析与反思。问题是反思的导向,反思是进步的灵魂。正是丰富的人生阅历加上深入的思考,使得这批“老男人评论员”的评论成为最能服众的思想武器。
《时事开讲》放在夜里11点以后播出,由于播出效果很好,观众十分喜欢,成了新的黄金时段。每有大事发生,观众们就等着要听听“凤凰卫视那个老头是怎么说的”——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时事开讲》制作的成本低得不得了,就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最好的时候一年广告有几千万,几年下来,于是就有了“两把椅子赚几个亿”的美谈。
后来很多电视台学《时事开讲》,央视的《新闻1+1》于2008年开播,成为一档深度新闻评论对话节目,从时事政策、公共话题、突发事件等大型选题中选取当天最新、最热、最快的新闻话题展开分析评论,白岩松成为主持的“一哥”。
凤凰卫视这批著名的“老男人评论员”中,如今曹景行和以“结结巴巴的方式”发表评论的阮次山两位先生都已告别了人世——“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
曹景行坚守媒体人的良知与底线,求真求实,说真话说人话,决不说大话假话,不说自己不相信的话。
他的评论很得体,温和而坚定。他善于用平和的语气,传递自己坚守的价值观。“曹氏评论”简练独到,充满知性。他并不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个有趣的细节是:
2006年的一天,曹景行到一所大学开讲座,黑板上已写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讲座名称。曹景行一进来,就拿黑板擦把“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行字擦掉了。他解释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且我也不喜欢用这样的话来形容评论员……如果是郭德纲,可以这样来形容。”
说真话说人话,是一种基本的评论伦理与规范。记者与评论员,是最需要去求真和求实的。曹景行的父亲曹聚仁,当年就是这样做的——
1937年10月底,淞沪会战的四行仓库保卫战,曹聚仁就是在现场的战地记者。杨惠敏“游过苏州河送国旗”的情节很著名,而曹聚仁在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中直言:“那位献旗的杨惠敏女士在汉口对记者所说,如何游过苏州河,从前门冲进去的谎言,原是十分可笑的。”因为他就是在场者:
“我们和孤军之间,一直通行无阻。谢团长受了命令和陈参谋长回到仓库去,杨惠敏这位十七岁女童军,带了一面国旗,和我这个小记者,一同乘了汽车,过了桥,便从那家杂货店后壁,爬了过去,先后不过十来分钟,便到了仓库和孤军相见。杨小姐献了那面鼓舞人心的国旗,陈参谋长视察了防务,我们便和受伤的杨营长,从原路回到青年会来。这一经过,因为杨女士要表现她的英勇,虚构一番故事,那就越说越不对头。直到如今,有人说抗战往事,还相信杨女士是游水过苏州河,冲入前门进去献旗的……”
我和曹景行先生的接触比较早。2006年,我刚转型做《都市快报》专职的首席评论员,全国两会期间,我们邀请曹景行先生每天做专题点评。此前,都市快报社曾邀请曹景行在杭州开了一次讲座,在现场我向他提了一个有关国际未来趋势的问题。他的回答很谦和,让我立马想到“竹”的形象——“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仍虚心”。
全国两会是新闻人和评论员聚焦之时。当时曹景行在北京全国两会现场——他总是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新闻激情,出现在新闻第一现场,做现场报道及现场评论。白岩松曾说,对现场要“迷恋”,电视人更应如此。
在两会的十多天里,每天我都是在约定的时间电话采访曹景行先生,然后整理好他的观点看法,次日“曹景行看两会”专栏见报。而那时他都是“免费服务”的。
其中2006年3月3日采访记录、3月4日见报的“曹景行看两会”,主要内容如下:
今天(3月3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媒体。许多海外的媒体都到北京来了,我和这些朋友们碰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两会”的焦点、热点问题。媒体如何抓住焦点与热点是一种艺术,包括来自浙江的《都市快报》也不例外。
媒体朋友关心的重点是很多的,比如台湾问题。现在执意宣布终止“国统会”,这个我们很关注。
还有如何看“十一五”规划,哪些是调整、变化,开局怎么做;再是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到底是什么含义;以及改革方向的论争等等,中国这么多热点,媒体都很有兴趣。
我觉得浙江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面对许多焦点、热点,要提出新想法、作出新探索,进行开放式的讨论,避免泛泛而谈,那是很能吸引媒体作报道的。浙江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大,浙商足迹遍布海内外,如果在上层建筑、体制革新方面多做探索,浙江会更好。
早在1998年全国两会期间,曹景行就开始做电视评论;就在那次两会的记者会上,总理点名凤凰卫视吴小莉,凤凰卫视从“身份不明”到“一举成名”。曹景行后来说到他的这次“开始”:“1998年3月份开全国两会,凤凰有记者在北京,包括吴小莉。每天有10多分钟的两会时段,内容不够,就问我能不能上去做点评论?我说我以前都是写评论,这个没做过啊,但也可以试试。上了才知道,原来我面对镜头不紧张。而且可能写评论写惯了,把逻辑训练好了。电视上讲三四分钟,相当于1000字,对我很容易。”
透过两会,可以看中国、看世界,能看见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所以曹景行一直高度重视全国两会的评论契机。在这次查出大病之前,他仍在做两会的报道与述评。
那么多年过去,曹景行的评论一直没有出现“边际效应递减”,这也是很神奇的。
这需要勇于转型与创新。在《凤凰全媒体——15堂关于媒体转型变革的“公开课”》(刘长乐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一书中,有一个醒目的警示:“一个成熟市场的领先者,很难在一个变革的时代继续领先。”(见该书第295页)曹景行依然“继续领先”。
新媒体拓展是必选项。曹景行充分利用各新媒体大平台,全方位出击,不再仅仅是“为电视评论而生”。他有微博、B站账号,前者有427.9万粉丝,2022年2月8日上午11时15分还有一条其与网友的互动记录。微博阅读量是上亿的级别,视频播放量也是上千万,综合影响力超过96%的用户。
媒体迭代是必然趋势,新媒体赋能能量无限。可以随时转身,但决不能后退。新媒体舆论场账号蚁布、众声喧哗,“单声道”发声极易被淹没,曹景行打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媒体矩阵中发声。
当然,无论平台的形态怎么变,新闻评论最基本的内在规律并没有变。曹景行在继承中创新,他很好地传承了传统媒体严肃评论的优长。白岩松曾说:“你在传统媒体核心力量都是虚弱的,却在抱怨新媒体给了你巨大的冲击,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曹景行不是被新媒体冲击,而是冲击上新媒体,由于有着优质的评论内容,他的多维表达同样广受欢迎。
“就媒体人的激情和创新能力而言,我绝对自愧不如。”何亮亮这样评价曹景行:“他不甘平庸和常规,精力充沛,充满活力。媒体人很多,曹先生这样的媒体人却很罕见,他无论是在传统媒体如日报、周刊还是电视台、广播电台还是社交媒体,无论是在新闻教育还是各种社会活动中,都游刃有余,令人赞叹。”
曹景行的能量和激情似乎永远花不完。父亲曹聚仁当年对这个小儿子的爱称是“闲闲”,可他和“闲”字一点都不沾边。
在新闻评论领域,曹景行又是打通业界与学界的第一人。2005年他出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先后主讲或联合主讲《电视新闻评论》《电视新闻专题》等课程,其中《镜头下的战争与国际关系》创新性地将战地报道与国际新闻评论紧密结合起来,非常受学生欢迎。
此外,他还常年担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重大事件多语种全媒体报道”课程辅导老师,多次带领学生实地采访报道国际重大事件。2016年,他荣获第四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之“新闻教育良友奖”。
曹景行形象地说:做电视是“远距离开战”,炮放出去,打准打不准,要调查收视率才知道;课堂上是“近距离肉搏”,每句话都能得到不同的回应。
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和媒体人,曹景行始终葆有对新闻的强烈关切,真正是“新闻即生命”。在清华的前几年,曹景行一边教书,一边还继续做凤凰卫视的节目。其中一个经典之作,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曹景行第一时间带了一个助教就奔赴现场。“我和凤凰同事胡玲在一个灾民安置点,独家采访到了总书记,当时很匆忙,有一段镜头是晃的。但我们不管,马上通过海事卫星传到香港,他们一收到就播出,没做任何剪辑,香港其他电视台都转了。”曹景行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回忆。
新闻学是实践性极强的学问,最需要学界和业界的打通、融合。新闻的“采写编评教”,曹景行是“齐活”了,这是线年曹景行正式告别凤凰卫视,但一直“退而不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浙江电台FM93交通之声等开设或主持节目;到了2014年才结束在清华的教学工作。
2005年秋天,第五届“西湖论剑”由曹景行担任主持人,这次请到了前总统克林顿来演讲。3个在机场做装修工的富阳农民,打进《都市快报》热线报料,说看到克林顿坐在车里,经过他们身边时挥了挥手,三个人都认为“克林顿是向我挥的手”。在论坛上,曹景行开玩笑地问克林顿:“你到底是向谁挥的手?”气氛爆棚,趣味盎然。
2010良渚论坛的系列活动之一的“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十人谈”,也邀请到曹景行来主持。第一次来到余杭良渚,面对这方古老的土地,曹景行感慨:“我是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踏上了良渚这片土地。”
“杭州是我的永久怀念,不仅是第二故乡。”父亲曹聚仁曾说过,“我在上海住了十五年以上,在香港住了二十多年,我的心魂总是属于杭州的。”这是因为曹聚仁当年读的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中,曹聚仁说:“1916年秋天,我进了杭州第一师范,在明远楼前,过了五年学生生活。”这期间经历了五四运动,曹聚仁是著名的“一师风潮”的领导人之一。
有一种影响叫潜移默化。曹景行是热心的行走者,而来杭州的次数甚多,有许多新闻评论是和浙江的媒体一起制作发布的。
曹景行善行且善饮。他非常喜欢喝红酒,一喝就脸红,但从来喝不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有两个肝可化解酒精。他还找人酿了一款“曹景行”黄酒,聚会时就带来给大家喝。
酒让五谷杂粮超脱于生命的生死轮回,得以在时间中长存。父亲曹聚仁曾有一首诗,写到“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其实曹聚仁是“一滴酒不入口”的。
曹景行的身体一直很好,他从来不锻炼,唯一的运动就是知青年代留下的习惯——走路。
他自述:“我比父亲幸运,直到73岁才遇上‘生老病死’中‘病’这个坎。2020年1月31日,完成在日本长崎的拍摄,我与老伴飞回上海。受疫情所困,原来整年周游全球整两圈的打算只得放弃,转为在上海和周边的采访拍摄,因而也有了体检的想法。我们已好几年没做体检了,上次做胃肠镜还是2013年。年复一年拖着,对自己的身体不那么放心,但也没那么紧迫。”
他跟上海长征医院的朋友说起体检的事,马上得到安排。第一天检查下来大致没事,一些指标偏高已好些年,知道如何对付。第二天一早再去做胃肠镜,全身麻醉。“推进手术间刚做胃镜,医生就召唤我女儿进去说发现明显癌变。就此开始,我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与癌对抗成为我和家人的头等大事。先化疗四次,再动大手术切除五分之四的胃和周边已扩散的淋巴,伤口愈合后再放疗25次,接着又化疗……”
酒精是世界公认的致癌物,善饮者尤其是上瘾者要当心。为了工作,也不能忘了锻炼。曹景行牺牲了一部分生命的长度,换来了生命的宽度。在治病期间,他依然不忘媒体事业,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自媒体,一是将“浮过生命海,辛苦挣扎上岸”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跟他的手术医生一起做了多集节目,讲胃癌的防治;二是就近去拍上海街巷、建筑,讲述这些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他不停地实现“生命的宽度”,工作到了他不能工作的那一分钟。
新闻使命,如同生命。沙漠中的骆驼,以被沙漠淹没的方式通过沙漠;沙漠中的驼铃,以被沙漠淹没的方式穿越沙漠——这,正是“景行行止”的绝佳风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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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2月27日 14: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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