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中国要过经济难关必须调整居民收入结构

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首先需要通过税制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对高收入者实行有效征税来提高个税的比重（我国高收入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存在明显低估），通过第三次分配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但是，这些人们都明白的大道理，说易行难，由此成为经济转型的难点。

从过去40多年看，中国实际上就是全球化趋势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果今后逆全球化加速，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技术引进成本大幅上升，则中国无疑就成为最大的受损者之一。

尤其当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的份额提升至17%之后，过去通过低成本仿造的模式难以为继，科技进步的速度开始放缓，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已经显著下降。

当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时，也遭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打压，如1985年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让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下降。

但真正导致日本一蹶不振的还在于内因：劳动力的薪酬水平提高过快，利率政策失误等，更核心的原因则是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加速。好在日本在“失去20年”之前，已经成为了发达经济体，当时的政府杠杆率水平并不高。

如今中国还未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人口老龄化、债务率水平过高等问题已经凸显出来。故经济转型需求更为迫切。而畅通内循环是当务之急。

制造业投资与经济前景的关联度更大些。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主要集中在下游，其次是中游，上游的偏少，而中下游制造业投资多具有顺周期的特征。如今PPI居高不下，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拉动PPI增速一路走高，给不少企业成本端带来较大的压力，再加上疫情影响比2021年更大，故长期看制造业投资增速或将继续回落。

基建投资被作为今年稳增长的主要手段，但从过去看，基建投资一直是超前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如高铁和高速总里程，都是全球第一，美国的GDP总量比中国多三分之一，迄今没有一条高铁。

因此，中国被称之为“基建狂魔”。从短期看，基建投资增速上升，可以起到稳增长的作用，但同时又会增加政府的债务，因为基建的“好项目”越来越少，能带来现金流的项目不多了。

过去中国的基建存在巨大需求，是因为有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支撑，所以民间资本也乐意投资有利可图的基建项目。如今，中国的基建主要靠政府投资，如从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看，除去民间投资的部分占到了七成以上，这说明基建投资还是依赖于广义财政资金。

当年日本政府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为了摆脱经济下行的困境，也持续不断地投资基建，但最终经济增速还是上不去，而杠杆率水平却大幅上升，成为全球政府杠杆率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给房地产松绑也是目前人们预期较高的稳增长手段，确实也有必要，因为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度一直很高，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摆脱，房地产业稳不住，将对金融稳定带来巨大影响。

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大周期应该到了下行期了，这已经不是靠政策能拯救的。正如过去房地产处在上行期的时候，政策反复打压也不能使其回落。

可见在促内需方面，通过投资拉动模式短期会有一定效果，可起到稳增长效果，但从长期看却事倍功半，投入产出比不断下降。

因此，还应该在消费端发力。我国在2016年就力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目标落实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说明我国的供给总量是过剩的，而供给总量过剩的解决方法，除了减少供给外，还可以增加消费需求来应对“需求收缩”。

扩大消费需求，核心就是增加消费主体的收入，至于家电下乡、以新换旧、消费贷之类的，都属于辅助手段，对促消费的作用不大。

从过去几年的数据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速一直很低，即内销与出口的超高增长形成强烈反差。消费的主体是中低收入群体，这部分群体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但有效需求不足，实际就是应该提高该群体的收入水平。

如何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无非就是从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改善入手，这与共同富裕的目标完全一致，关键在于要知行合一。

从过去看，每次面临经济下行时，都是主要靠投资拉动，而非消费拉动，其结果则是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

美国此次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主要靠财政给居民部门大量发钱，且其效果显著，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拉升非常明显，甚至带动了房价上涨，后患则是通胀率持续上升。

第一个难点是居民收入结构的不合理。为何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要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很难呢？

原因很多，如前所述，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实质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廉价，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的占比只有43%，而全球平均水平约60%，其中美国超过80%。

如果我们从税收角度去看，就更容易发现，我国的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的关联度很高，与居民部门的关联度较低。

即与企业部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税收要占到税收总收入的65%左右，与居民部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税收大约15%左右，如个税占比只有7%。

换言之，政府部门对企业的依赖度较高，这也是投资和出口拉动作为增长模式的结果。但居民部门的收入结构问题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因为个税占比过低，也没有资本利得税、房产税和遗产税这三大基本税种，即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偏弱。

反观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结构中，2020年个税占比达到47%，而企业所得税占比只有6.2%。

因此，美国财政向美国居民发放现金补贴，给失业人员发放巨额失业救济金，可谓取之于中高收入者，发放给全体居民(杠杆率水平的提高实际上也要通过税收偿还)。从而让居民部门在疫情爆发时仍然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和投资意愿。

从税收结构就可以解释，为何我国的减税降费主要是针对企业部门，对居民部门的减税或补贴（如发放消费券等）的案例很少。货币总量的持续扩张（如M2长期高增长），其结果一般都是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中的高收入者受益，而中低收入者的相对收入减少。

而统计数据表明，从2020年开始的持续三年疫情，使得居民部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原因是中低收入者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部门，人际接触率较高，容易受疫情影响而被动歇业。

因此，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首先需要通过税制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对高收入者实行有效征税来提高个税的比重（我国高收入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存在明显低估），通过第三次分配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

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二个难点是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的创新动力不足。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来得太快，原先比较一致的预测是估计到2028年中国才出现总人口数量的减少，如今估计今年就会出现总人口减少了。

不少学者经常强调，中国即便没有了人口红利，还有工程师红利。那么，假设有工程师红利，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是经济增速的恢复上行，是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上行，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提升，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提高？总之，有没有工程师红利，需要提供一个量化的指数来说明，而不是只提出一个笼统的概念或逻辑线索。

如果以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变化来判断中国是否有工程师红利，那么，结果可能令人失望。

劳动生产率通常以单位劳动时间产出衡量，由于中国无劳动时间数据，以就业人数及GDP衡量的劳动生产率之增长率，从1995年到2015年，美国的中位数水平是2.0%、日本大致是1.7%，而中国则超过了8%，可见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但中国在2007年之后，劳动生产率就呈现增速下行的趋势。

事实上，我国的投入产出比一直在下降，研究发现，2012年以来，“劳动力素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急剧回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资本服务贡献。劳动力素质的贡献水平应有所提升而非明显回落。由此，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行应该是主因。

中国与美国相比，缺少外来移民，留学生数量也比较少，所以，如果说有工程师红利，则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每年能够吸引全球超过100万的优秀年轻人到美国留学。因此，美国由于有大量的移民，故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并不大，未来更具有人力资源的竞争力。

另一个反面例子则是日本，由于日本人多地少，也同样没有采取积极鼓励移民的政策，如今为时已晚。日本的创新动力与30年前相比明显不足，也就是说，越年轻越具有创新动力。而日本的“工匠精神”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中国的制造业要迈向高端，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要提升，都需要有工匠精神，但这需要营造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需要在户籍制度上、移民政策上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改革。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了“预期转弱”的压力，因此，在政策和制度设计上，需要做超预期的安排，才能让预期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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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5月17日 02: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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