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第一季經濟數據不俗，GDP按年增長4.8%，但分項數據有不少隱憂。例如，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除了基建投資增速大幅回升外，製造業和房地產投資增速都顯著回落。從4月份的社會融資中可知，企業貸款大幅新增的主要支撐為票據衝量，剔除票據後企業貸款僅新增704億元（人...
中國第一季經濟數據不俗，GDP按年增長4.8%，但分項數據有不少隱憂。例如，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除了基建投資增速大幅回升外，製造業和房地產投資增速都顯著回落。從4月份的社會融資中可知，企業貸款大幅新增的主要支撐為票據衝量，剔除票據後企業貸款僅新增704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大幅少增3754億元。
與此同時，今年居民房貸餘額月度數據第二次出現淨減少。因此，最近穩房價的政策也頻繁出台，如人民銀行推出差別化的房貸政策來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房貸利率最低可至4.4厘。但是，中國房地產已經持續了20餘年的榮景，隨着人口加速老齡化，尤其是今年可能首次出現總人口數量的下降，未來房地產行業需求不足將形成長期趨勢。為此，今後政府應該在保障房建設、危房改造等方面增加投入，至少不要讓房地產開發投資持續負增長。
此外，製造業投資是固定資產投資中佔比最大，也應該在財政政策上支持新動能，加大研發的投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在去年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了三重壓力，其中一條是「需求收縮」，需求包括內需和外需，外需不是國內政策能控制的，內需則包括投資和消費兩大類。目前看，投資主要靠基建投資來拉動，但消費方面的政策力度還有待加強。
第一季社會消費零售、限額以上零售增速分別為3.3%、5.4%，但3月按年收縮3.5%及1.4%。受全國針對疫情採取管控措施的影響，3月餐飲收入按年增速由正轉負至跌16.4%，對社會零售形成較大拖累。分品類來看，3月必需和可選消費品增速雙雙回落，可選消費回落幅度更大。4月數據還沒有公布，由於疫情加劇，估計消費數據不樂觀。為此，擴大消費，避免消費持續負增長成為當然之選。
美國在2020至2021年疫情大爆發期間，通過財政向居民派錢，不僅讓美國居民直接獲得超過2萬億美元以上的現金補貼，從而提高居民儲蓄率，而且拉動居民的投資和消費。
因此，中國財政部也可考慮發行特別國債的方式，向居民發放消費券。儘管目前不少地方採取發放消費券的方式，但存在規模過小、購買商品限制過多的問題，實際上難以起到有效促進消費的效果。例如，深圳近期發放總額5億元的消費券，使用非常麻煩，與香港發放的超過700億港元的消費券相形見絀。
儘管通過基建投資也能起到穩增長和促就業的作用，但發放消費券對促消費的效果會更好，因為除增加居民收入外，更直接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欲望。基建投資只是間接通過增加就業和投資機會來增加特定群體的收入，而且基建投資創造的收入是企業、勞動者和稅務部門的共同收入，勞動者在這一過程中能獲取佔比多少的收入，仍是未知數。
根據《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按年增長9.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增速與GDP同步，但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佔GDP的比重只有43.4%，遠低於60%左右的全球平均水平，其中美國為83.4%，印度為76.9%，德國為60.7%。
也許這是統計部門抽樣調查的數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估，但最終中國居民消費對GDP的貢獻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發放消費券可以在短期內改善居民的收入狀況，尤其在疫情期間。
目前，居民和企業的槓桿率都偏高。如居民的槓桿率逾60%，超過不少發達經濟體；尤其當防控疫情的力度加大的時候，居民資金鏈斷裂的風險會顯著上升。而企業的槓桿率達150%以上，幾乎為全球最高，而且還存在債務成本在民企和國企之間較大差距的問題。那麼，唯有政府加槓桿率，才能抵禦可能出現的全球性經濟衰退的風險。
中國政府的槓桿率，大概只是美國的三分之一，日本的六分之一，因此，通過增加財政支出的方式來發消費券，應該具有足夠安全邊際。
經濟學需要研究一個重要課題，首先是如何調整社會總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部門之間的比例，包括存量收入和增量收入，其次，研究每個部門內部不同主體之間的收入比例，其目的是讓比例最優化，以有利於實現經濟高質量和可持續增長。
筆者在該領域沒有系統研究過，但總體感覺在三大部門和部門內部存在部分結構性問題。例如，今年財政的擴大支出方面，應該大部分用於給企業的減稅（退稅）降費，總規模估計為2.5萬億元。同時，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3.65萬億元，大部分也用於投資基建等。如2022年專項債券重點用於九個大的方向：分別是交通基礎設施、能源、農林水利、生態環保、社會事業、城鄉冷鏈等物流基礎設施、市政和產業園區基礎設施、國家重大戰略專案及保障性安居工程。
但是，基建投資回報不斷下降，目前已經低於專項債融資成本。例如2020年以來，專項債資金用於土儲、棚改等專案用途受到較大限制，主要通過城投平台用於基建專案。城投平台投入資本回報率（ROIC）的中位數已經從2011年的3.1%降至2020年的1.3%，明顯低於專項債平均發行利率，從側面解釋了專項債資金使用效率的下降。
按照政府工作報告的要求，財政支出（收入再分配）要提高效能，故需要合理分配財政支出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部門之間的比例，面對基建投資投入產出比下降的情況，需要採取更加合理的對策。
這些年來中國GDP按支出法計算的構成中，資本形成（即投資意義上的）的佔比約是全球平均的兩倍，而最終消費的佔比過低。因此，提高消費佔比應該是中國經濟轉型大方向。
從國際比較看，中國居民的消費率（消費總額佔可支配收入比重）過低。如2020年美國為67%，日本為53.4%，越南為67.8%，印度為58.6%，而中國只有38.1%。
這說明中國居民的收入支出可能存在兩大特徵，一是投資（主要是購房）支出比重比較高，二是居民內部的結構中，高收入家庭組（收入前20%）的收入佔比較高，因為消費的主體是中低收入組（佔人口的80%）。從國家統計局數據也可以發現，過去5年高收入組的收入增速，顯著高於中等收入組。
因此，促進消費的長期目標，首先應該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佔比，增加政府財政支出中用於居民的佔比；其次，增加居民內部中低收入家庭組的收入佔比；第三，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尤其在醫療和教育領域；擴大住房用地供給，有效抑制大城市的房價過快上漲，實行特定對人群的住房補貼，提高保障房的比重，降低居民部門的購房支出比例。這才能達到國家提出的「讓群眾能消費、敢消費、願消費」的目標。
筆者認為，加快稅制改革步伐和推進第三次分配在促消費中可以發揮有效作用。如果從稅收角度去看，就更容易發現，中國的政府與企業的關聯度很高，與居民的關聯度較低。即與企業直接或間接相關的稅收佔總稅收的65%左右，與居民直接或間接相關的稅收佔約15%，如個稅佔比只有7.3%。換言之，政府對企業的依賴度較高，這也是投資和出口拉動作為增長模式的結果。但居民的收入結構問題是需要高度重視的，因為個稅佔比過低，也沒有資本利得稅、房產稅和遺產稅這三大基本稅種，即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偏弱。
反觀美國聯邦政府的稅收結構中，2020年個稅佔比達到47%，而企業所得稅佔比只有6.2%。因此，美國財政向美國居民發放現金補貼，給失業人員發放巨額失業救濟金，可謂取之於中高收入者，發放給全體居民。從而讓居民部門在疫情爆發時仍然具有較高的消費能力和投資意願。
從稅收結構就可以解釋，為何中國的減稅降費主要是針對企業，對居民的減稅或補貼（如發放消費券等）的案例很少。貨幣總量的持續擴張（如M2長期高增長），其結果一般都是企業和居民中的高收入者受益，而中低收入者相對收入減少。而統計數據表明，從2020年開始的持續3年疫情，使得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原因是中低收入者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部門，人際接觸率較高，容易受疫情影響而被動歇業。
中國在「十四五」時期「着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目標。因此，在共同富裕的長期目標下，中國經濟要實現轉型，首先通過稅制改革來縮小收入差距，通過對高收入者實行有效徵稅來提高個稅比重，如目前的個稅主要構成是工薪，難以對少數企業主的「企業與個人稅制之間的套利行為」進行有效監管；最後，應該按照五中全會提出的要求，發展社會慈善事業，增強企業家的責任感，通過第三次分配來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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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5月17日 15: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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