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3年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精神，中国基金报邀请五位知名券商经济学家谈经济及资本市场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新发展格局”的最新定调有何内涵？货币政策、房地产政策变化趋势怎么样？...
2023年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精神，中国基金报邀请五位知名券商经济学家谈经济及资本市场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新发展格局”的最新定调有何内涵？货币政策、房地产政策变化趋势怎么样？消费能否成为2023年乃至未来10年发展的动力？五大券商首席一一解题。
中国基金报记者采访了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发展部联席负责人、宏观首席分析师黄文涛，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兼宏观固收首席分析师董德志。
受访经济学家表示，资本市场将通过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为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特别是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而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对资本市场是长期利好，能够提高估值水平，即打造牛市的基础。关注高质量发展指数各个层面的发展节奏，对于资本市场的结构化投资布局会具有中长期方向性指引。
李迅雷：如果今后经济增长的质量能够提高，则意味着上市公司的质量也能相应提高，这对资本市场应该是长期利好，能够提高股市的整体估值水平，即打造牛市的基础。
邵宇：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资本市场必将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黄文涛：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供给端质量提升和结构升级，更好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董德志：关注高质量发展指数各个层面的发展节奏，对于资本市场的结构化投资布局会具有中长期方向性指引。
中国基金报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及资本市场影响怎么看？
李迅雷：我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这在全球实为罕见。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尽管这些年来经济质量的提升还是显而易见的，如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17年以后就出现了回落，说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在下降；但同时M2与名义GDP的增速差却在扩大，这是否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并不高？
我始终认为，GDP增速是总量指标，股价指数是质量指标，这些年来，股价指数起伏不大，主要原因是估值水平的下移，即所谓的“预期转弱”，如果今后经济增长的质量能够提高，则意味着上市公司的质量也能相应提高，这对资本市场应该是长期利好，能够提高股市的整体估值水平，即打造牛市的基础。
董德志：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数量增长”、“GDP”概念已经不足以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高质量发展”要求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高质量发展包含了五层内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以及绿色发展。
传统意义上，资本市场研究习惯用传统的总量型指标（例如GDP、名义GDP等）来解释资产价格的变化，但是伴随时代的进步，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了更为广泛、深刻的内涵，资本市场也会顺应这一变化，纳入更多的考虑因素。
在2022年，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结合学术界研究成果，针对高质量发展的五个层面，选取了五类25项指标，分别编制了高质量发展指数和5个分项指数，并且将高质量发展指数与资本市场变化研究印证，结论为：高质量发展指数对于资本市场的解释力度强于传统总量指标（名义GDP）。我们希望从内涵更为广泛的角度对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运行给予指导作用。
从最新的高质量发展指数运行情况来看，2022年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特别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以及共享发展层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从总体方向来看，我们对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持有非常乐观的预期，这将支撑中国股票指数呈现稳步抬升的趋势性走势。此外，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来看，我国追求的是均衡发展与共同进步，当前我国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长板领域在于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这对应了成长创新类指数、科技龙头指数以及低碳环保指数类的投资势头。而从均衡发展角度出发，我们也相信未来我国会更加在协调发展领域进行长足建设，这也蕴含未来对于创业板指数和中小板指数方面的投资机遇。关注高质量发展指数各个层面的发展节奏，对于资本市场的结构化投资布局会具有中长期方向性指引。
管涛：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扩大内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科技创新等，这有望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发展是第一要务。过去三年，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冲击之下，以及国内面临三重压力的背景下，我国三年复合平均增速4.5%，略低于潜在增速水平。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今年要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今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开局之年，要着力推动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或合理区间，同时实现有充分就业、有物价稳定的高质量增长也至关重要。
资本市场作为连接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源的重要枢纽，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是，资本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比如，近期推行的全面注册制改革，有助于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进一步提高直接投资比重，丰富融资主体。二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为居民和机构投资者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投资选择，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升财富管理水平。三是，随着监管体系和基础制度的完善，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其市场风险定价能力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在不同投资者之间做好风险分配和缓释，同时满足投资者风险分散的需求。总体来看，资本市场将通过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为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邵宇：习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认为这是习总书记在深入分析我国新的历史条件和阶段、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历程以及各国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作出的一个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重大判断。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等），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为了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使供求在新的水平上实现均衡，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
而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资本市场必将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都需要加快建设中国的资本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强化对重点领域融资支持，为实体经济精准赋能。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对资本市场提出的新要求。“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方向、是结果，“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是路径、是过程。如何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投资者，我认为是未来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重点方向。
黄文涛：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就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不是凭空来的，是由我国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决定了需要迫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而现在我国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传统发展模式已不适应当前发展需要，迫切需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也就应运而生。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十四五”发展规划的主题，二十大进一步将高质量发展的地位抬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均将围绕高质量展开。
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供给端质量提升和结构升级，更好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二十大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作为实体经济的强大根基，是未来政策着力强化的领域。服务业将向优质高效演进，促进优质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加快发展，打造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而不符合高质量发展方向和市场需求的落后产能和产品将加快淘汰。这将为资本市场带来更多优质主体，投资价值和吸引力将不断提升。同时高水平开放、共享的要求下，未来我国将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安排，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外资机构来华展业便利度进一步提升，更多境内外配置型、长线资金将注入我国资本市场。未来我国资本市场必将更加壮大、更加繁荣。
中国基金报记者：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对 “新发展格局”最新定调，您怎么看？
邵宇：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我认为对 “新发展格局”的最新定调实际上是与习经济思想和二十大精神一脉相承的。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习总书记首提“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
在二十大报告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重要内容，其核心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包括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等。同时，在二十大报告中，也新增了关于安全领域的板块，提出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因此，我认为对“新发展格局”最新定调，实际上是对二十大精神的再次强调，也是习经济思想所一以贯之的。
李迅雷：新发展格局想必大家都清楚，即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但要国内、国际大循环顺畅和可持续，不能在太多领域受制于人。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凸显。主要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亟待破解；因此，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我国产业链还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而且，产业链面临中高端向发达国家回流、中低端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分流的两头受挤压力，所以，仍需要积极应对，以高水平市场化的机制来吸引人才、推动创新。
管涛：新发展格局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战略。其战略核心一是以内循环为主，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二是内外循环结合，国内大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而是依托我国产业体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的优势，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的双循环畅通。
近年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部分国家搞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风险。对此，一方面，我国一直奉行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扩大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在一些关键的科技创新领域，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自主可控能力，尽快补齐短板，解决“卡脖子”问题，牢牢掌握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黄文涛：2020年4月10日，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新发展格局”首次被提出，这是在逆全球化大环境下，这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此后的国际格局调整的速度和深度更快，能源危机、俄乌冲突、地缘冲突、贸易保护使得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势在必行。“新发展格局”最新定调是为应对当前国际格局快速变化。
“新发展格局”需要统筹安排多方面的工作。“新发展格局”必须进一步平衡供需关系，一方面扩大内需，另一面深化供给侧改革。“新发展格局”需要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全面推进数字经济，提升生产效率。“新发展格局”更要注重科技创新，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掌握核心技术，不受制于人。“新发展观念”要统筹区域、城乡的关系，打通各个环节，实现国内大循环。“新发展格局”更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发，激发市场活力。
董德志：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发展阶段中所面临的时代要求。近二十年来，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这对于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近些年来，逆全球化苗头出现，世界经济碎片化不断产生，这提示了我们必须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将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的以来国内市场来实现经济发展。
在此新发展格局方向指引下，我们认为必须要加大对于中国自身产业领域的发展与支持。特别在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方面下大力气，争取实质性发展。产业升级方向要更关注“专精特新”领域，重点关注高质量发展下的“卡脖子”领域，如计算机（EDA等）、半导体（光刻机、光刻胶）、先进复合材料、高端机械制造、机器人、航空航天等。产业转型方向要注重关注能源革命主线下的电力设备新能源中长期机遇，关注新能源细分结构下的创新领域，如钠电池、氢能和复合集流体等。
总之在当今世界存在逆全球化苗头下，我们更关注自身的产业领域发展和产业安全，更关注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完善和构建，这样方可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基金报记者：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结合今年以来财政货币政策变化趋势，您对2023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怎么看？
管涛：2022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具体要保持支出强度，优化支出结构。前者包括统筹财政收入、赤字、专项债、调度资金，合理安排赤字率和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确保政府投资力度不减，持续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后者主要体现在要完善减税、退税、降费政策，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投入，支持补短板、强弱项，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持续创新和完善财政宏观调控。
本次会议对2023年货币政策的定调是精准有力，日前央行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2023年货币政策总量要够，投向要准，总体力度不能小于今年，需要的线月份，信贷数据实现开门红，M2同比增长12.6%，环比上升0.8个百分点，增速为2016年5月以来新高；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4.90万亿元，刷新单月高点，同比多增9200亿元，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3%，环比上升0.2个百分点；新增社会融资规模5.98万亿元，同比少增1959亿元，社融存量同比增长9.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除社融数据同比稍弱外，M2和人民币贷款数据均好于去年同期。
此外，本次会议也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这与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联动一脉相承。比如2022年央行向财政上缴结存利润1.13万亿元，便是具体的政策体现。这一方面要求今年各类政策要做到取向一致，以做好三稳工作、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为主要目标；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政策之间的联动，形成协同效应。
黄文涛：2023年的货币政策还将延续稳健、精准的思路。一是为了继续支持实体经济复苏，货币政策还将保持稳健并继续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二是在二十大开局之年，同时又是疫情结束后的复苏之年，货币政策也将助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其具体的抓手就是结构性货币政策。我们预计，在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科技创新、碳减排等再贷款还将继续发挥作用。三是为应对今年潜在的流动性缺口，特别是自去年11月以来理财“赎回潮”后的资金市场和债券市场流动性缺口，央行将继续通过扩大逆回购、常备借贷便利等日常工具用量来平抑流动性极端波动，同时适时动用准备金工具来释放长期流动性。
2023年的财政政策将继续加力提效，助力经济复苏期的稳增长。一是动用财政贴息和减税降费等政策，进一步缓解企业流动性紧张问题，促进企业端形成更多资本性支出，达到稳企业、稳就业、稳投资的政策目标。二是统筹赤字、专项债、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财政预算内和准财政政策工具，合理规划今年财政政策总包的力度和强度，支持国家重大项目和战略性项目的开工，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在上半年经济企稳复苏的关键时期托底稳增长。三是防范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今年以来城投平台和土地财政等问题引发市场持续关注，财政部、银保监会等多部门均表态，要求加大存量隐性债务处置力度，稳步推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法定债务合并监管，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
邵宇：从中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宏观经济形势来看，目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总需求不足，具体表现在实际经济增速明显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所以当前政策需要关注的焦点是考虑如何使中国经济增速尽快回到潜在增长水平。我认为，今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放松，但相较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宽松的效果会相对有限。
2023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加力”就是要适度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包括在财政支出强度上加力、在专项债投资拉动上加力、在推动财力下沉上加力。“提效”，就是要提升政策效能，包括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增强精准性和针对性，着力助企纾困；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效带动扩大全社会投资，促进消费；加强政策协调配合，形成政策合力。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精准”主要体现在“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将进一步发力。而“有力”，则意味着央行将通过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然而，由于货币政策存在“软绳效应”，即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货币政策效果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更应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提高政府杠杆率等方式来提振经济，这也是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的原因。
董德志：2023年中国社会进入了后疫情时期，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企稳回升的喜人迹象，但是这依然需要在宏观政策层面加以扶持和帮扶。
我对于2023年的宏观经济运行持有非常乐观的预期，这一预期的最大支撑点是，预计2023年我国的宏观政策会给予大力扶持。首先2023年是政府换届元年，从历史周期来看，这往往对应投资周期的启动。同时去年底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基于上述两点，我对于今年宏观政策的力度怀有乐观预期。
财政政策应该是2023年宏观政策的主要发力方向。适当加大财政政策在总量方面（例如赤字率、地方政府债规模）的力度，是当前资本市场的共识预期。此外，面对民间投资预期较弱，政府投资必须发挥好引导作用。这样就要求平衡稳增长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财政政策需要在总量层面更加发力作为，引导市场经济主体的预期摆脱偏弱的格局，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货币政策更加强调精准有力，结合近些年中央银行创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我们更相信货币政策针对特定领域、特定行业施力发挥的空间更加充足，涉及总量层面，更可能是保持原有的合理充裕基调。
除去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外，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产业政策，面对近三年中受到影响的市场主体，如何提振消费需求，激发被压抑的消费热情是2023年宏观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产业政策层面是否能针对消费领域发挥引导帮扶作用，是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
总体来看，2023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步入了后疫情时期，自身的修复与平衡力就已经具备，如果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层面施以必要的帮扶，相信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会更加顺畅，更加有助于提振市场的信心。
李迅雷：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用到了同一个字——力。2023年的财政政策应该会进一步加大“积极”的力度，体现在财政支出上的规模更大。如从财政预算赤字率看，今年应该超过去年。当然，财政支出要提质增效是每年都会提的要求，今年在防控疫情方面的支出将会减少，在支出结构上，用于扩内需的比重有望进一步增加，尤其用于改善民生和促消费方面，投入将显著增加。
货币政策方面，按照三稳的目标，货币政策必须兼顾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胀控制这三大目标的实现。今年结构性的宽松货币政策预期还会继续，在下半年，有望再次降息以支持实体经济。
中国基金报记者：房地产行业政策和发展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对于房地产行业2023年发展趋势和对经济、资本市场的影响，您怎么看？
李迅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是确保稳增长目标实现的重要前提。因此，2023年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小于2022年。当然，稳房价、稳地价和稳预期，并不是说房地产行业还会继续上行，要看到人口老龄化的增速要明显超过城市化率的增速，在总人口数量减少的大背景下，购房需求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平稳发展只是改变发展的斜率，让其更平缓，但不能改变趋势。今后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度会进一步降低，对资本市场而言，房地产的需求减弱，意味着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比重会下降，直接融资比重会上升，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和繁荣；同时，居民会减少房地产的配置，增加对金融产品的配置，也有利于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资本市场将吸引更多的资金入场。
邵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23年的房地产市场底线为“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并重申要充分认识到房地产行业的重要性。预计2023年，化风险、保稳定将成为房地产市场主旋律，政策大基调仍以宽松为主。预计除一线城市外，限购政策或将全面松动，“认房又认贷”政策也将松动，二套房首付比例或将继续下调。
从金融层面看，从2022年11月开始，金融保主体政策连续出台，“三箭齐发”助力房企脱困。2023年，金融宽松的局面或将持续，无论是房企融资还是购房人贷款额度以及购房成本都将处于宽松通道。
从企业端来看，当前央企国企在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未来这种局面仍将持续，房地产市场强者恒强的格局将进一步强化。同时，央企国企内部的竞争或将更加激烈，尤其是在各大房企都关注的热门市场，包括一二线城市和部分强三线城市将迎来房企的集中投资拿地。
由于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行业规模大、社会影响面广、上下游产业链关联行业众多，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必将给经济增长带来重要的助力。同时，房地产市场也会深刻影响资本市场。地产回暖带动居民预期和经济基本面的好转，同时由于“房住不炒”政策延续，房产的投资属性或将逐渐被剥离，整体将利好资本市场的发展。
管涛：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下行压力逐渐增大。由于行业监管趋严，部分房企资金链断裂，进而造成债务违约和交付困难等问题，严重影响到行业和消费者信心。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经济而言，既是动力源，也是风险源。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也颇为重视，花了大量篇幅讲房地产市场，提出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从供给端来看，在房地产金融支持16条和房企融资“三箭齐发”的政策推动下，地产融资状况有所改善，这有助于保证短期交付、稳定中长期供给。从需求端来看，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如果2023年房地产市场能筑底回升，不仅能够有助于内需企稳，带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也有助于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和内需的有效恢复有助于市场强预期的验证，提振市场信心；另一方面，与房地产上下游相关的产业和企业盈利也能够得到改善，有助于上市公司基本面的修复；再一方面，在房地产行业向新发展模式转换的过程中，也蕴含新的投资机会，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发挥其资源配置的功能，协助地产行业完成发展模式的转变。
黄文涛：今年1月，刘鹤副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针对房地产问题指出，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信贷的比重接近40%，房地产业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50%，房地产占城镇居民资产的60%，着力凸显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释放出了积极的政策信号。从去年开始，地产政策沿着“救需求、救项目、救企业”的思路循序渐进，预计今年两会前后仍会出台利好政策以支持地产行业筑底回升。目前地产行业的供给和需求两端较去年有一定好转：需求方面，今年春节后部分城市二手房挂牌量和看房访客数量均有回暖，预计地产销售数据年中即可收窄同比降幅，地产需求端的良性循环也将开始；供给方面，随着纾困政策的推进和疫情政策的放松，节后的保交楼开工工作稳步进行，政策端预计仍将继续组织银行、AMC等主体加大对中小民营房企的支持力度，满足合理的资金需求和投融资并购需求。对于资本市场而言，短期内建议关注地产复苏后产业链投资机会，地产复苏逻辑预计也将催生更多优质国企、央企和民营企业龙头的前融需求，今年不良债权的收购配资等机会会越来越多。
董德志：从2021年开始，我国对于房地产行业进行了整顿和调控。这轮调控和以往有所不同，不仅针对于需求端进行了调控，而且更大的调控领域集中在了供给端，对于房地产开发领域进行了整顿和治理。
从2022年四季度开始，历经近两年的房地产调控初露缓和迹象，资本市场中最为敏感的地产股票和地产债券也相继呈现出积极变化的态势。
无论在什么时期，什么样的国家，房地产行业都是一个重要的支柱行业，但是我们需要避免把他当成是唯一的支柱行业。每一次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与整顿都是为了其更好、更健康的发展。
2021年四季度，我国对于房地产需求端的调控有所缓和，开始呵护扶持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2022年四季度，我国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端的调控有所缓和，至今为止，保持房地产行业的平稳成为政策的着力点。
近两年以来房地产行业的低迷一方面是由于疫情困扰所导致，另一方面也与政策调控有关。至今，两大掣肘均有所缓解，预计2023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将恢复到平稳运行中，我们预计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速在2022年三季度已经触及底部，而在2023年一季度末、二季度初，持续下行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将触及底部。地产销售增速与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有望先后触底，而后改善。2023年开始，房地产行业有望进入一个改善修复时期，其基本面环境要明显强于2021-2022年时期，这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帮助因素，同时房地产市场的软着陆格局有助于增强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情绪，提振市场信心。
中国基金报记者：关于内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中央发布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对于2023年内需发展趋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您怎么看？
李迅雷：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投资对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消费起基础作用。2020和2022年，为了应对疫情冲击，投资所起的关键作用更明显，2021年由于疫情管控比较顺利，加上2020年的经济增速比较低，所以逆周期的政策力度相对不大。2023年，同样由于前一年的低基数效应，经济将出现一轮反弹，不会出现如2022年经济增长过于以来于基建投资的情形。
今年在政策层面，将更侧重于稳住房地产，估计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不会出现大幅度负增长，基建投资增速在5-6%左右。今年国家在鼓励消费方面应该会出台更加有效的政策，消费则有望出现显著回升，内需对GDP的贡献超过100%。
邵宇：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可以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也可以更高效率促进经济循环，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重要举措。从历史上看，我国通过扩大内需有效应对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冲击。因此，去年年底中央出台《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实际上是加强需求侧管理、更好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长远规划。
2023年，预计内需将进一步扩大。相关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约2.26亿人次，比2022年同期增长71.2%；国内旅游收入3758.43亿元，同比增长30%；电影票房达到67.58亿元，位列中国影史春节档票房第二位。强劲的数据，反映了我国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旺盛，也显示出我国经济复苏的活力和市场信心的提振。后续随着一系列包括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合理增加消费信贷等配套政策的出台，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将逐渐凸显，内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将不断增加。
管涛：过去三年疫情以来，我国经济复苏不均衡、基础不牢固，其中表现为外需恢复快于内需，投资恢复快于消费。2020—2022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三年为1998年以来最高，平均为21.4%，较2015—2019年均值高出20.1个百分点；投资平均贡献率为50.5%，高出14.5个百分点；消费平均贡献率为28.1%，减少34.6个百分点。随着海外持续货币紧缩，外需可能进一步回落，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将进一步减弱。实际上，去年四季度，外需的拐点已然出现。2022年10-12月我国出口连续负增长，当季外需GDP的为负拉动1.22的百分点，负贡献42%，主要靠投资拉动3.92个百分点才抵消了外需的收缩。
对此，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同时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因此，内需复苏情况将是今年国内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胜负手”。
至于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一直以来，政策上一直都将促消费和扩投资作为扩内需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去年，全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1.50个百分点，再度跃居“三驾马车”之首。相较而言，短期消费恢复的空间和潜力更大。随着防疫措施和监管政策优化，有助于畅通经济循环、缓解消费瓶颈。2023年以来，元旦和春节假期国内旅游出行数据超预期回暖，1月份PMI指数大幅反弹至荣枯线以上且供需同步改善，都反映前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快速释放，带动经济触底回升。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大消费是经济趋势的自然回归，加力扩消费的政策更多是乘势而为。
另外，从长远看，中国促消费有较大潜力。2021年排名世界前20大经济体，2017~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与名义GDP之比（即消费率）平均值为73.2%，中位数为74.5%。同期，中国消费率平均仅为55.1%，排名垫底，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而消费是收入和收入预期的函数，不能仅靠财政货币刺激一蹴而就，而是要实现居民收入的合理增长，同时营造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宏观环境，从而提升消费者信心。
黄文涛：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连续11年保持在50%以上，是需求结构中的大头。2022年受疫情冲击，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仅为0.98%，比2021年下降3.92个百分点，对GDP增长贡献率仅为32.8%，比2021年下降25.5个百分点。消费不振，是拖累我国经济表现的主要因素。而从外需看，由于海外紧缩政策导致的需求下滑，2022年10月以来，我国出口开始转负，且下行速度不断加快，外需急剧收缩的环境下，扩大内需、稳定国内经济愈发紧迫，因此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展望2023年，内需发展趋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无疑将是上升的。首先从内外需结构来看，由于美联储利率将加至高位，欧央行、日本央行还将连续紧缩，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几成共识，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概率进一步减弱，因此内需的贡献将上升。但从内需的结构看，明显上升的主要将是消费端，疫情当前对市场主体经营、居民活动流动等制约已大幅减弱，消费场景不断修复，消费、就业、收入也将形成反馈，相互促进，最终消费支出预计将实现较高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升；而去年为稳经济，新老基建、制造业的投资得到较多政策支持，在较高基数的效应下，今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或将略有下降。
董德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对于形成内生发展动能、掌握发展主动权意义重大。
结合长期发展规划以及短期经济现实，扩大国内需求都是我们国家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内容。
2020年疫情发生至今，三年时间中，中国的内需始终相对乏力，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需的提振。外需提振效应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海外经济体在疫情冲击中各自产业链受损而无法自给自足，而中国产业链相对完整有效，成为世界需求的主要供给方。伴随世界各国陆续进入后疫情时期，各自产业链陆续修复，对于中国产能的依赖度也相对降低，因此在2023年外需可能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会显著降低，这是短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约束。
而长期来看，伴随逆全球化趋势的演进，国内大循环也意味着内需将成为未来中国长期经济驱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长期支撑力。
综合来看，无论是短期约束还是长期规划，扩大内需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要做的重要工作，而其中消费需求的扩大又是内需发展的重中之重。
从最近三年疫情干扰期来看，我国内需部分对于GDP的同比贡献率大致保持在80%附近，其中消费对GDP的同比贡献率为50%附近，而2022年曾一度跌落到30-40%水平。而从疫前情况来看，内需构成对于GDP的同比贡献率在90%以上，其中消费需求对于GDP的同比贡献率高达60-70%。
2023年我们的目标总体是希望尽力恢复到疫情前状态中，因此我们预计内需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贡献率有望恢复到疫情前的附近。而从更长期来看，伴随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建立、发展与成熟，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结构中内需的占比将保持高水平，这是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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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2月26日 17: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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