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3月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1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
3月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1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扩大内需战略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来自学界、政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王微、李迅雷、滕泰、黄文涛、刘晓光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晓光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央反复强调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刘鹤副总理也专门撰文介绍了这个话题。这是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的中国宏观经济的一次政策选择。此处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开启，二是希望实现全面复苏。
一是去年12月份疫情防控政策的大调整，二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重新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更加突出紧迫的任务。尽管我国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过去几年中，疫情的反复干扰使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2023年我国将重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宏观经济加快复苏的进程。
2022年经济增长3%，低于年初制定的目标。但分行业来看，一方面，和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受到疫情防控冲击比较大的行业，比如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增速基本为负，严重拖累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房地产业也受到了短期和长期预期的影响。这两个板块，尤其是与疫情相关行业，随着疫情防控的解除，如果能够逐渐转向正增长，就将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宏观经济将得到比较大的改善。
去年消费非常低迷，但也呈现出明显的板块特征。一方面，服装、化妆品、体育娱乐、金银珠宝等与出行相关的板块受到出行限制影响较大。另一方面，房地产的上下游，比如家居和建筑装潢类，去年下跌比较严重。随着疫情防控的解除，这些板块在今年会出现比较大的反弹，支撑我国经济复苏。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三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由于明年和后年很多项目将进入考核，今年将是全面对表加快追赶进度的时期。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加快对项目的重新规划，包括对“十四五”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全面规划。
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五类政策（包括宏观、科技、金融等）都有一个继续发力、更大效度地发挥政策空间的表述。我认为直至“三重压力”判断消失为止，我国都会实施相对宽松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但今年和过去几年的不同之处在于，今年重新进入了经济发展建设的年份。因此，宏观政策向微观主体的传导，向实体经济的传导，以及政策的扩展，都会比以前有更大的力度和效率。不能简单地将今年财政政策的力度和去年相比，还要看到今年政策发挥传导作用之后的效果应该会大于过去几年。
一是由于从去年甚至前年的下半年开始，本轮短期经济恶化态势已经形成，至少需要一到两个季度的时间来逐步扭转。
在三年疫情冲击之下，很多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不断累积，叠加疫情之前已经凸显的很多中长期问题，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过去几年不仅有产出缺口，还有潜在增速的下滑，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才能化解。
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另一方面，对我国科技和产业链、供应链的针对性举措不断增加。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存在着超预期恶化的风险，需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适应调整。
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是比较疲弱的，很多悲观预期还在持续传染，并且在各种风吹草动中不断固化。这容易导致我们在宏观上落入一种悲观预期自我实现的陷阱，需要宏观经济率先复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
从目前的高频数据来看，经济复苏已经开启，但距离目标的缺口还是很大，导致目前形势依然困难，这也是大家对经济复苏存在分歧的原因。根据一二月份公布的制造业PMI及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能够看到边际上有很强的扩张态势。但PMI是一个环比数据，由于去年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相比上个月变好不代表现在的水平很好。如果构建一个2022年1月份的定基指数，会看到二月份PMI只有42.6%，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只有33.2%，相比2022年1月的50%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未来数个月需要持续处在扩张区间，才能恢复原来的水平，实现经济的稳健复苏。
二月份核心CPI仍然非常低迷，甚至是超预期低迷，说明消费热潮还未出现。一月份汽车销量、大家电的销售额也都在超预期下滑。一月份青年失业率维持高位，相比去年12月份有所反弹。消费低迷的背后是消费者信心指数，包括对就业信心和未来收入信心不足，从而传导到消费意愿上。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去年4月份大幅下滑以后，直到今年1月份才有所回升，但是回升很不明显。
消费者信心低迷也会影响工业领域。二月份PPI跌幅扩大，说明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降价问题开始成为很多行业面临的选择。
去年规上企业利润总额下降4%，制造业下降13.4%。去年制造业投资增速较高，增长了9.1%，但是利润下滑严重，迫切需要今年在产品销路上打开局面，否则新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会再次积累。
如果复苏进程过于缓慢，很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会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化。过去几年中，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在继续积累。过去三年累计消费增长只有2%，年均只有0.6%，消费水平处于停滞状态，严重影响了之前正在进行的消费转型升级和产业转型升级。
很多产业在疫情之前已经有了升级的态势，发展了很多新消费模式和消费业态。比如服务区不再仅仅提供加油休息的服务，而是建立了一些商场和新店面，符合之前的消费升级的态势。但这些产业近几年基本处在荒芜状态。疫情后需要快速打开局面，使其从过去几年的影响中恢复，转为盈利。
过去几年微观市场主体的绩效差距不断扩大。去年规上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是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利润大幅下滑。分行业看，采矿业、电力热力生产业去年的利润大幅改善，但是制造业利润大幅下滑。要改善这种局面，需要的不仅仅是快速缩小其亏损，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加速复苏进程来消除这些矛盾。
此外，由于短期压力加大，很多短期及中长期的问题出现了分歧。比如房地产行业中，长效机制的建立和短期经济稳增长的压力以及财政模式的出路等存在一定的分歧。劳动力市场自2021年以来，特别是在2022年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推出延迟退休是国际上的大势所趋。大家对于劳动力市场产生分歧一个重要原因是短期就业压力非常大，青年群体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正常情况下，延迟退休会产生挤出和挤入效应，但在当前局面下只会产生挤出效应，这将使得短期举措和长期举措间有很大的分歧。
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更加复杂，形势更加严峻。首先，我国外贸和外资短期压力急剧加大。2022年四季度起，我国出口大幅下滑，今年前两个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仍然为负。这反映了一个深层次问题，即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松动，包括订单转移，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地位的削弱。一方面，欧美面临大幅通胀，另一方面，我国出口压力很大。在过去正常经贸关系中，这两者不会同时存在。现在出现这种局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有稳固地位的大国来说，需要警惕局部领域的松动。因为一旦发生产业转移，将会有更长期的影响。而这背后的进一步原因是大国政治经济关系高度紧张。因此，若主要大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依然保持高度紧张，我国就需要进一步稳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这样才能在中长期稳住外贸和外资。
总结来说，2023年中国经济会开启全面复苏之路，但过程比较曲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必须加快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复苏的过程会比想象中漫长一些，很多结构性矛盾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特别是我国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将变得更为复杂。
我们采取了经济周期及扭曲成分核算的框架，它基于最优成长模型，引入四方面摩擦来解释经济波动背后的因素。四方面的摩擦包括生产率冲击、劳动力摩擦、投资摩擦和政府支出摩擦。根据实际数据和均衡条件估算四种摩擦，测算各扭曲成分对于经济波动的边际解释力度，即考察只引入特定一种摩擦时模型拟合程度，从而找出导致模宏观经济出现问题的主要因素。
上图是2000年至2022年四季度的数据。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实际产出、消费和投资均面临持续下行的压力。2021年受疫情影响，产出、消费和投资的走势有了大幅下跌。2020年二季度开始经济有所恢复，2021年下半年起，特别是2022年以来经济形势再次恶化，这和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一致的。其中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是2022年以来，劳动力相比之前出现大幅度趋势性下滑，这和我们目前感受到的就业压力也是一致的。
通过对经济波动和各方面扭曲进行测度，可以发现新常态以来，实际产出持续下行的背后是生产力、劳动力以及财政扭曲摩擦程度不断加大。疫情以来，我国产出下跌，其背后是生产率与劳动扭曲程度显著加深，财政效率有所提升，但劳动力市场和生产率的冲击不断加大。因此，尽管2020年二季度以后有所缓和，但2022年以来相关产出和经济扭曲程度再次出现恶化。值得注意的是，投资方面的扭曲程度在疫情中不断降低，投资效率保持着较高水平。这是中国经济还能够稳得住，还能够基本实现增长目标的核心力量。
在长周期中，生产率冲击是解释产出波动最重要的因素（实际数据黑色线和橙色线两者之间的模拟趋势最为接近），而如果只考虑投资或财政摩擦难以解释产出路径。疫情期间，尽管考虑生产率冲击模型模拟的产出路径也能够拟合趋势，但对于产出的解释力相较以前下降，而劳动力市场扭曲的解释力增强。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扭曲，也就是说生产率的下降不足以解释经济的下滑。2021年下半年起，尤其是在2022年，还需要考虑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经济带来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扭曲（黄色线）对劳动力市场下滑的解释是首要因素，其次是财政。这两个因素是劳动力下滑路径的核心部分。特别是2021年以来，劳动力市场摩擦急剧加大，因此经济中劳动力水平出现急剧下滑。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和生产率冲击是疫情期间经济下行的两个最重要的诱因。
投资的扭曲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的冲击。但是在疫情初期包括疫情之前，生产率模型的投资水平下降幅度是低于真实下降水平的，也就是说实际情况好于按照生产率模拟的情况。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疫情以后投资效率仍然保持在高位，抵消了部分生产率冲击带来的下降。如果考虑前面所强调的，投资水平在疫情期间下降，但投资效率在提升，说明并不是投资效率低下导致了疫情期间的投资下滑。
在疫情前，生产率冲击和投资扭曲是解释消费路径的主要因素（橙色线和紫色线与黑线较为接近）。但疫情之后发生了变化，投资扭曲不再解释消费，而是和消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径。新摩擦出现，即劳动力市场扭曲。消费背后是劳动力扭曲和生产率扭曲带来的深层次变化。
生产率冲击对解释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宏观波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疫情期间，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严重加深，特别是劳动率市场的扭曲成为解释疫情以来经济形势的重要因素。疫情期间投资的摩擦程度不断降低，投资效率保持高位，这说明并不是投资效率低下导致投资下滑，而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总结来说，本轮经济复苏既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也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前面的扭曲程度测算可以看出，有些扭曲不是简单地扩大总需求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
很多消费领域存在限制性的条件和制约，需要改革来促进发展。一些投资的行业准入和投资的新领域也需要改革提供新空间。
有些体制机制的障碍阻碍了宏观经济政策向实体经济、向需要政策支持的部门传导。
在2023年需要更多地进行一致性评估。改革的短期政策效果是否能够激发市场活力，是否能够提振市场的投资信心，需要和宏观经济疲弱的状态进行一致性评估，尤其是需要和宏观政策进行匹配。结构性改革推出后短期效果评估、中长期效果评估，都要和宏观政策节奏进行协调。
今年相比提出一个新举措，要把恢复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首先要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其根本是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这涉及到如何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和增加居民的收入，一是通过宏观经济恢复来保证基本就业和基本收入；二是通过补贴政策切实可行地增加居民收入；三是进行居民收入分配改革，比如对于收入税费减免也需要从原来的生产端向居民收入端进行转移。消费如果不能很快恢复，投资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从政策执行方面来讲，要扩大有效投资来链接供需两面。有效投资在今年是需求，在明年会成为新供给。有效投资要和消费的恢复水平，以及疫情之后新的消费领域衔接起来。
过去几年，尤其是2022年以来，我国客流量持续下滑，物流增速也逐渐放缓，这些都需要通过政策手段予以支持，真正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落地，打开不利于客流、物流、资金流循环流转的政策。
“十四五”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已经考虑到了外部形势变化以及部分疫情的影响，很多目标相对保守。一定要充分发挥 “十四五”重大规划项目的引领作用完成这些目标，为实现2035年的目标奠定基础。
疫情防控放开只是正常化的第一步，企业和政府的信任关系、居民和社区的信任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修复。在此过程中，要加快创建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一方面，要用真正宽松货币财政政策进行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快很多软实力的重新建设和恢复，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大家对于消费和投资的信心。
劳动力市场，城乡一体化，以及很多资源市场等涉及到关键领域的深层次市场化改革需要抓紧在今年推出，这样才能够真正增强市场主体预期，包括短期和中长期预期，恢复市场活力。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扩消费还是扩投资、如何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扩大内需战略结合起来”等问题展开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认为，当前经济回升企稳需要以消费为主导来更好地扩大内需，其中的关键是需求和供给实现高效匹配，从而促进经济的企稳和长远高质量发展。目前消费的下降既有短期疫情冲击的影响，也和中长期消费发展的变化有比较大的关系。
从中长期来看，消费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是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耐用品、传统食物等方面的消费仍然有比较大的提质空间。从短期看，财税金融政策需要更好地发力，在稳定居民收入和消费预期、加强中低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促进消费置换升级、促进创新、促进服务消费供给双侧发力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从中长期看，2023年起要大力推进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并发挥好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指出，高质量发展要求国民经济循环要高效畅通，而经济循环畅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供需要在总量及结构上平衡，更重要的是在动态上平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效率革命、动力革命作为抓手，是现代化实现的关键，也是民族崛起的关键。同时，供给端的调整，一定要在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改革的轨道上进行。
扩消费和扩投资有很大的区别，虽然二者是总需求扩张的两个方面，但是扩投资所产生的影响将更深远，它是稳定市场主体的重要手段。如果稳主体、稳就业、保主体、保就业没有实现，简单的收入分配政策和需求消费政策就很难起到基础性的消费恢复和扩张的作用。
改革是协调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更重要的是要在短期政策中找到一条消费与投资相契合的政策路线。扩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间要有破与立，有短期和长期的配合。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随着外需走弱，内需显得更加重要。扩内需在过去更多地表现为投资拉动，但近年来基建投资回报率持续下行，地方政府的债务增长越来越快。因此，要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而扩消费的主要困难在于有效需求不足。
把消费放在优先位置，改变目前经济增长的模式，从投资拉动转到消费拉动，这不是短期就能实现的目标，而是需要在历年稳增长前提下进行的长期结构性调整。不能为了稳增长而采取过多的逆周期政策，从而导致长期的改革目标延后。为了实现2035年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需要在税制改革、促消费、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指出，今年5%的增长目标是考虑到疫情冲击的滞后影响，更是着眼于长远发展，为未来中长期目标的实现预留了空间。今年的中国经济有几个特点：一是温和复苏；二是全年增长主要依靠内生动力修复；三是经济恢复缓慢，为中长期实现产业升级和安全发展的目标积累动力。
在扩消费方面，可以采取更加积极的需求端财政政策，在新能源车、绿色智能家电、绿色建材等大宗品类上继续扩大对居民消费的补贴力度。还可以通过供给端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市场主体提供高品质的消费产品。在扩投资方面，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实现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此外，要进一步树立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围绕市场主体加大对企业稳岗扩岗支持力度，鼓励企业灵活用工制度的建设，实现稳就业的目标。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要更加重视消费的作用，投资继续发挥一些关键性作用，但基础地位要让位于消费。推动消费拉动经济并不容易，一定会有深层次的居民收入问题。中国在经过了快速城镇化、工业化的阶段后，投资效率逐渐下降，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降低。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要扩大需求，就要放松供给约束。既要从产品端放松各行各业的供给约束，也要从生产要素端放松对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供给约束，全面降低要素成本，这样才能推动新经济成长。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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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3月14日 13: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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