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不了高收入门槛是否就要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李迅雷：高收入只是相对概念而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则是常态

跨入不了高收入门槛是否就要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李迅雷：高收入只是相对概念，而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则是常态

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0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551美元，超过全球人均GDP水平，同时离世界银行在2021年设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12695美元只有一步之遥。但随着最近几年美元指数的走强，同时2023年世界银行又调高了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即为人均GNI（国民收入，基本等同于GDP）13845美元，这样我国距高收入门槛又扩大至1000美元左右。经济学界有一种观点：若成为不了高收入国家，我国或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推理应该不成立。高收入只是相对概念，而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则是常态。

目前对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的分类，大家基本上都是依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从长期看，全球普遍存在各国货币超发、通胀等现象，故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NI同步提高确有必要。例如，2015年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门槛是人均11906美元，2023年则提高至13845美元，增加了近2000美元。而且，还得考虑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因素，让这收入四大分类中的所包含的人口数量相对合理。

因此，世界银行在对全球各大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行归类时，实际上是采用了橄榄形的结构分类法，即中间大、两头小。这也意味着，能够归类到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人口占比，最高不会超过25%，通常则不会超过20%，即所谓的二八现象。

如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尽管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高达80个，但覆盖的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6.18%；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地区53个，人口占32.78%；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地区51个，人口占40.67%，低收入国家和地区31个，人口占10.38%。即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占比高达73.4%。

如今，全球人口超过80亿，中国人口占全球的比重为17.7%，如果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的门槛从2015年至今一直不变，则意味着中国及其他不少国家就可以成为高收入国家，那么，高收入国家所覆盖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重或将超过40%，这就不符合“高收入”这一相对概念的定义了。就像90年代初国内“万元户”绝对是高收入群体，如今我国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都接近1万了。

下图是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最新的收入分类标准公布后，对2022年全球21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收入分类，并计算出对应其的人口占比。发现2022年中国的人均GNI（12850美元）在中等偏上经济体中属于较高位置，但相比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超过5万的GNI，差距依然很大。

从高收入和偏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看，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都在显著下降，两者的人口合计占比下降了13%，说明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要成为高收入、中等偏上经济体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经过45年的改革开放，国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且离世界银行的13845美元的高收入门槛，也就相差不到1000美元，若要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难度很大。因为一旦进去，则全球高收入经济体所覆盖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33%，这就不符合“高收入”概念了。

根据《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高收入国家是指人均GNP1990年为7620美元以上的国家。但到了2023年7月份初，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必须超过13845美元。估计它会一直采取水涨船高的划分标准，从而让人口占全球总人口10%以上的国家一直达不到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

事实上，2022年高收入经济体平均的人均GNI水平高达5.15万美元，其中超过3万美元（发达经济体门槛）的国家和地区数量接近一半，低于3万美元的高收入经济体则大部分都属于小国，其人口的权重比较小。如智利人口不足2000万，但人均GNI也超过15000美元，属于高收入国家。

不难发现，世界银行所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是偏低的，只有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只比2022年全球人均GNI（12869美元，其中中国为12850美元）高出不到1000美元。这意味着世界银行或刻意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降低，同时也意味着它未来上调门槛的空间还很大。因此，中国没有必要过于追求GDP的增速，去跨入这道原本是把中国限制在外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

所谓跌入“陷阱”，就是被卡住动弹不得，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负增长。这类案例应该有，如中等收入国家中，2022年以美元计价的俄罗斯GDP规模与10年前的规模基本持平，曾一度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后又退回到中等收入国家，而南非、伊朗等也有类似经历；而阿根廷1989年的GDP水平与2002年的GDP水平相当。

但早就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日本，2022年的GDP水平仍低于1995年的水平，如果说全球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也同样存在高收入陷阱，即某些经济体的GDP停滞不前的现象在不论在哪个收入水平下均会发生，无非就是停滞时间长短而已。既然经济停滞不前现象在高、中、低三类经济体中都有可能发生，那就没有必要特指中等收入陷阱了。

此外，按我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指长期不能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是指经济长期停滞增长甚至出现倒退。从过去20年的历史看，主要经济体中除中国之外，都曾出现过两次以上的负增长，但再拉长时间看，除了少数经济体，绝大部分国家的经济体量都在增长。因此，不必太在意中等收入陷阱，这或是伪命题。但同时不能过于奢望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因为二八定律几乎无处不在，全球75%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中等收入这个区间了。

从过去60年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快，如日本、韩国等成为高收入国家，中国依然是中等收入国家；但从过去30年看，中国经济的确创造了增长奇迹。如1993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都是300多美元，如今，中国人均GDP是印度的5.5倍，但韩国又是中国的2.7倍。

即便从总量看，中国过去30年的GDP占全球份额也大幅上升，如1993年中国的GDP占全球份额只有2.43%，到2023年则超过18%。而欧盟则GDP的全球份额从原先占全球三分之一降至不足五分之一。

当然，随着这轮房地产下行周期的延续，不少人看到日本曾经“失去30年”，担心我国是否会步入“经济停滞”的阶段。从被称之为停滞或倒退的国家案例看，有中东的伊朗、非洲的南非、南美的阿根廷、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等，多属于自然资源丰厚的地域。而人口密度大、人均拥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不仅没有在中等收入阶段出现停滞现象，而且多数已成为发达经济体。

这说明两点：一是天然资源丰厚的国家或地区，不一定都能成为富裕国家，其发展模式如果一成不变，则有可能一蹶不振；二是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或地区，可能更有危机感，尤其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区域，普遍勤勉好学，并把劳动力作为最大的资源禀赋，致力于制造业和贸易。儒家文化圈应该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新加坡等。

从每周工作时间看，按国家统计局数据，至2023年9月，我国企业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4小时，在全球名列前茅。从女性劳动参与率看，我国领先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尽管我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过去30年中已经大幅下降，但仍大大超过印度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水平。总体看，印度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仅为51%，落后中国25个百分点。如今印度的总人口尽管超过中国，且劳动年龄人口更是大大超过中国，但就业人数却只有4.3亿，中国为7.34亿。就识字率而言，中国为97%，印度只有74%。

因此，当今印度的崛起固然值得重视，但人均GDP水平已经是印度5.5倍的中国，仍具有明显的勤勉、专业等优势。一般而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时间会相应缩短，但中国企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却没有明显缩短。如根据Penn World Tables（2023）的数据，从1970-2019年，全球工作时长普遍减少，如丹麦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从1970年的35个小时，降至2019年的27个小时，但我们则从38个小时提高到42个小时，迄今仍超过印度。

因此，尽管中国的人口的刘易斯拐点早已出现，目前也面临老龄化加速和经济收缩的压力，但传统的文化基因和有为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引领，今后中国经济应该能够保持领先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增速。例如，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的普遍预期为2.5-2.7%，但国际经济机构对中国GDP增速的预测普遍在4.5%以上。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以投资拉动为主，这实际上是一种赶超模式，即高储蓄、高投资；这种模式的前提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制造业等的资本形成规模比较小，但一旦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房地产规模、基础设施（高铁和高速总里程等）都成为全球第一，且出现过剩，那么，这种以高储蓄为前提的赶超模式就难以为继。

今后我国将面临三重压力。首先，据麦肯锡估算，中国的全社会净资产从2000年的约7万亿美元飙升至2020年的120万亿美元，总量是20年前的17倍多。同期美国只增长一倍多，达到90万亿美元。我国的资产增长如此之快，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大扩容密不可分。但我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净资产规模却是美国的三分之四，因此，靠房地产或基建投资拉动的模式，其边际效应在下降。

其次，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但人口占全球17.7%，长期以来通过出口来消化剩余产能，中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也是最高的。但随着国内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人口红利在消减，中低端产品出口的份额会减少，产能过剩的压力会持续增加。

第三，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把“有效需求不足”放在六大困难的第一位，说明这才是过去30年来我们面临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即目前的居民收入结构还难以支持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表现为居民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分配比重偏低及中低收入阶层在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占比偏低。

根据2019年Harvard SWIID项目的测算数据，基尼系数在0.4以上的国家通常存在结构性问题，最典型的是基尼系数高达0.6的南非，2011年以后经济出现倒退现象。尽管基尼系数高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速下行，但肯定是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堵点。

如当前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既包括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也包括投资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投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恐怕又与产能过剩、投资回报率低有关，所以，关键还是要扩大最终消费需求，而不是主要通过扩大投资的方式来增加供给，后者又会产生新的产能过剩。扩大消费有效需求的主要路径，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表述，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如果通过扩大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支出，推进财税改革等使得居民收入能够持续增加，且快于GDP增速，同时收入分配结构又能改善，那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产能过剩问题、预期偏弱、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如何来应对这三重压力，肯定还是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如果总是确定过高的增长目标，当下只有靠扩大基建投资来快速实现，但这就难以把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因此，围绕着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和改善结构为目标，推动经济转型，毕竟GDP不是最终目标，而是结果，人民大众美好生活才是最高目标。只要中国经济增速长期快于全球GDP的平均增速，那就不可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在中国人口规模占全球比重不降至12%之前，要迈入高收入门槛几乎不可能。也就是说，要付出巨大代价去争取成为所谓的高收入国家的没有意义。

目前市场一致预期2024年我国GDP增速的目标为5%左右，或许可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故在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下，基本上不用担心经济长期停滞问题，但需要提高效率，因为顺水推舟可以事半功倍，而逆水行舟往往事倍功半，过于频繁采取逆周期政策，是导致债务增速超过GDP增速的主要原因。作为高水平开放的经济体，中国受外需的影响是显见的，故建议我国的GDP增速保持在全球平均水平1.5-1.7倍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我们正面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到的三大风险：房地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这三大风险背后其实只有一个核心原因：房地产周期。西方国家都经历过一次以上的房地产周期，所采取的对策主要是降息，其中降速很关键，降速快的如美国，比较早的走出危机，降速慢的如日本，步入长期停滞状态。我们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财政和货币政策只有超预期，才能稳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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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1月22日 08: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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