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跟随彭德怀同志度过了艰苦战斗的三个寒暑。他那光辉的形象，卓越的才能，崇高的品德，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彭总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是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上旬，在沈阳召开的志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 当...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跟随彭德怀同志度过了艰苦战斗的三个寒暑。他那光辉的形象，卓越的才能，崇高的品德，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彭总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是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上旬，在沈阳召开的志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
当时诞生刚满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美国侵略者的严重威胁。美国侵略者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向我国边境疯狂进犯，还出动飞机，侵犯我国领空，轰炸扫射我国人民，并一再向中国人民发出战争恫吓。面对这一严重局势，中国人民忍无可忍，要求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下，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组建起来以后，大家非常关心党中央、毛主席派谁来指挥这支军队。当大家看到彭总到来的时候，非常高兴，信心倍增。
前此，党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了美国扩大侵朝战争对我国日趋严重的威胁，提出了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打败美国侵略者的主张。这一正确主张，遭到了和高岗的反对。他们认为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三倍、四倍于敌人的炮兵和装甲兵，就不可能顶住进攻的敌人。现在同美国打仗是“冒险”，是“引火烧身”、“惹祸上门”。在这种情况下，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彭德怀同志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总在我们的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刻，毅然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当时彭总的身体并不很好，胃病、关节炎、痔疮折磨着他。东北地区早已霜风刺骨，他因事前毫无准备，仍然身着从西安穿来的单衣，四处奔波。直到渡过鸭绿江，才换上了朝鲜人民军送来的军装。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面对着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现代化的侵略军。他们完全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我军基本上是步兵，手里又多是解放战争时期从蒋军夺取的陈旧装备，朝鲜地形狭窄，三面环海，利于敌人的海、空军活动，而不利于我军的运动作战，并对我军后方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城乡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我军所需一切物资都要从我国运去。面对新的作战对象和作战环境，彭总经过精细的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在入朝作战十几天后，便提出了在战略反攻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针。
他强调指出，在新情况下，过去我军常常采用的那种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的打法，今天已不适用，而必须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开缺口，以主力迅速向敌后预定目标猛插，大胆地实行战役战术迂回，渗透分割包围敌人，乘敌之乱，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各个歼灭。在必要的时候，又须坚守阵地。为了避敌之长，攻敌之短，必须充分利用夜战和近战。经过连续５次战役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符合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的，是完全行之有效的。
彭总非常重视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周密的侦察，有时亲自察看地形，听取对战俘的审问，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他要求各级指挥员的位置尽量靠前，他自己的指挥所也设在距前线很近的地方。在主要作战方向上，还多次派出前进指挥所，由副司令员到前面去直接指挥。同时制定按级和越级结合的联络方法，志愿军司令部直接联络到军或师。这样来保证指挥的灵便通畅，及时把握情况，随时捕捉战机，并在必要时实行超越指挥，即使情况发生意外的变化，也能迅速扭转不利态势，使我军立于主动地位。
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仗，是在朝鲜战局处于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我军人生地疏，又没有对美作战的经验，原定作战计划是首先抢占平壤以北的龟城、泰川、德川、宁边一线控制要点，构筑工事，组织防御，阻止敌人的进攻，稳住局势，取得经验，然后再相机消灭敌人。但我军入朝以后，敌军前进的速度很快，我军已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的防御地区。此时，敌人尚未发现我军入朝，仍然毫无顾忌地分兵冒进。
彭总立即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顺应新的情况，迅速改变计划，作出新的部署，以部分兵力钳制东线之敌，集中主力于西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展开突然而猛烈的反击。战斗中，先打战斗力较弱的伪军，后打战斗力较强的美、英军，运用战役迂回分割包围敌人，使我军一开始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经过十二昼夜英勇顽强的战斗，歼灭敌军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清川江以南。
为了消灭敌人，彭总经常用很大的精力细致地研究敌人，熟悉敌人各方面的情况，力求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他还十分注意了解敌军的指挥官，充分利用他们的弱点和在指挥上的过失。敌人遭我第一次沉重打击之后，麦克阿瑟竟集中全部兵力，发动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并狂妄叫嚷要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彭总利用麦克阿瑟的骄横心理，巧妙地安排了消灭敌人的部署。我军主力隐蔽后撤，在我后方有利地区设置战场，并做好歼敌准备；以少量兵力引诱敌人，阵前制造假象，故意示弱，以扩大敌人的错觉。敌人果真按照彭总的预定计划，闯进我军预设的战场，我军当即出敌不意地给以猛烈突击，又迅速实行战役迂回，断敌退路，把敌人分割包围。
正在做着圣诞节结束战争迷梦的敌军，遭此突然打击，有如晴天霹雳，当发现退路已被切断，全线动摇，纷纷从陆地、海上、空中狼狈逃窜，有的则整营整团整师地被我歼灭。我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歼灭敌人三万六千余人，其中包括美军２４，０００人，缴获了大量装备物资。敌人不得不撤到三八线以南转为防御。这次战役的结果，大大超出了我军预定的目的，麦克阿瑟恼羞成怒，叫嚷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来孤注一掷。后因同美国总统发生了争吵，于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１日被杜鲁门撤销了职务，灰溜溜地下了台。
彭总常说：“了解敌人是不容易的，了解自己也不容易，受了挫折往往过低地估计自己，胜利了又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这两种偏向都要防止。”
彭总在军事指挥上的明智，突出地表现在任何时候既能冷静地观察敌人，又能清醒地估量自己。在连续取得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之后，彭总更加强调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要求大家作好充分准备。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军在第二次战役一结束，即于１９５０年除夕之夜，发动了第三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很快突破了敌人长期经营的坚固防线，分割了敌人。此次战役，歼敌一万九千余人，前进了八十至一百一十公里，解放了汉城，推进到三七线。至此，我军入朝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三战三捷，给朝、中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在胜利的欢腾中，我们有些同志滋长了轻敌速胜思想，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侵略者赶下海去。
彭总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第一，敌人虽遭我沉重打击，但主力尚未明显削弱，后备力量仍很强大，技术装备方面仍有极大优势；我军不但技术装备没有改善，而且兵员也未得到补充，敌我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明显变化，决战时机并不成熟。第二，敌人在三八线虽有坚固工事，但并未拚死抵抗，且有的敌军未经接触便迅速后撤，说明敌人是有组织的退却，有意保存实力，伺机反击。第三，我军运输线延长，在敌机轰炸破坏下物资供应更加困难，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极需休整补充。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显然是企图诱我南下，造成我东西两岸防御空虚，侧翼暴露，以便利用其海空优势，从我侧后登陆，夹击我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危险的。
因此，彭总断然决定停止战役追击，并教育部队克服轻敌速胜思想，同时严阵以待，准备随时粉碎敌人新的进攻。果然不出所料，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敌军就开始对我进行试探性进攻；过了二十多天，在大量炮兵、坦克、航空兵的支援下，对我发起全线进攻。由于我军早已有了准备，便按预定计划开始了第四次战役。全军指战员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展开了机动防御作战，取得了歼敌七万八千余人的巨大胜利。
敌人从正面进攻受挫以后，进一步加紧了向我侧后登陆的准备，企图把战线推向平壤、元山一线，置我军于困境。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争取时间，提早发动了第五次战役，歼灭敌人８万余人。这次战役的发动，虽然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但是，为了粉碎敌人向我侧后登陆的阴谋，是十分必要的，战役结果实现了这一主要目的。
彭总在作战指挥上刚毅果断，但是，在下定决心之前，总是虚心地同大家商量，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部署一个战役，常常采用会议的形式，经过集体讨论，集中正确意见，作出最后决定。对于各副司令员和下级指挥员提出的建议，他总是认真考虑。他亲自起草的命令和报告，都要给志愿军各领导同志传阅，征得大家同意后才发出。第五次战役结束以后，彭总曾主张打第六次战役，有的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彭总以赞赏的态度把意见转给了毛主席。后来毛主席指示不发动这次战役，彭总便乐意地撤回了自己的主张。
彭总很重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常把参谋人员找来，说：“请诸葛亮谈谈情况。”在彭总的领导下，大家都自觉地兢兢业业地奋力工作，心情非常舒畅。对下级，他要求在统一作战部署下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遇到意外情况时，更要能够果断处置。在严守军事机密的条件下，尽可能地让广大指战员了解有关的作战意图和作战计划，在情况许可时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集中群众的智慧把仗打好。他非常重视广大指战员的先进经验和新的创造，一经发现，便及时给予表彰和推广。在防御作战中发展起来的以坑道为主的防御体系，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我军开始了战略防御的新阶段。彭总及时指出：在大规模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可能性减少了，我们必须准备持久作战，要学会阵地攻坚与阵地防御这种阵地战的作战形式。在防御作战中应是积极防御，对每一阵地必须反复争夺；同时采取反击及小出击，歼灭敌人。在防御作战中，在敌人大数量的航空兵、炮兵、坦克的毁灭性的轰击下，能不能守得住，就成了对我军的新的严峻考验。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杀伤敌人，火线上开展军事民主，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开始时在野战工事里挖“猫耳洞”掩体，后来逐步挖深，形成了一条条互相连接的小型坑道。彭总发现后极为重视，并在全军推广。在统一的计划和要求下，全线掀起了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
彭总还亲自到前线钻进坑道视察。经全军指战员创造性的艰苦劳动，在二百多公里的防御正面和东西海岸及其纵深地带，构筑了战斗坑道总长一千二百五十余公里，经过不断增加工事的强度，完善工事的结构，逐步形成了以坑道为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完整的防御体系。这一宏伟的防御体系的形成，使我军的防御获得空前的稳定，使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归于失败。我军以此为依托，多次对防守坚固阵地的敌军进行攻坚战，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歼敌１２万人和收复土地２４０平方公里的１９５３年夏季进攻战役。
正如毛主席在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２日的讲话中所说：“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２１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１８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选集》第５卷第１０２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才被迫同我签订了停战协议。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异常复杂、艰巨。彭总就任志愿军司令员的第一天，就亲自抓后勤工作。他要求“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首先把两个月以上的作战物资提前运往朝鲜战地，并报告毛主席请求加强运输力量。部队一入朝，他就从整个战略需要出发，指出朝鲜铁路线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立即报告金日成首相，建议中、朝合建球场至德川以及金城经泰川、宁边至球场的中间铁路干线，并建议加修数条战略公路。经过批准后，他又亲自过问勘察和施工，保证了以最快的速度建成，对支援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当我军打到三八线附近以后，鉴于加强后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志愿军党委在彭总的主持下于１９５１年５月认真研究了后勤工作，作出了加强后勤工作的决定。并整顿和健全了后勤组织机构，改革了供应体制，组织了强大的运输部队、装卸部队、通信部队、公安部队、防空部队和后方工程部队，指定志愿军一位副司令员兼任后勤司令员，并抽调一大批有军事指挥才能的干部到后勤工作岗位。在彭总的关怀和领导下，在各级党委、后勤战线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建设了一支坚强的后勤队伍和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彭总具有高度的军事斗争艺术和高度的政治斗争艺术，并把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是杰出的军事家，又是杰出的政治家。
在战争过程中，彭总从来都把我军的全部军事活动，同整个政治斗争任务紧密结合起来，保证政治目标的实现。朝鲜战争一开始，中国政府就一再声明，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正义行动，其目的正是为了争取条件，使朝鲜问题得以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获得和平解决。当美国侵略者被迫接受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派出代表参加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前往开城的时候，彭总就曾明确指出：谈判是打出来的，没有前线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停战谈判；同样，要使停战谈判获得成功，仍然要靠前线的胜利。他要求参加谈判的同志积极谈，全军指战员则积极打，打得越好，谈判成功的希望就越大。
在长达两年之久的迂回曲折的谈判过程中，彭总在军事上不断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并进行胜利的反击，打击其猖狂的气焰；在政治上则以严正的立场击破敌人阻挠停战实现的阴谋。同时，针对敌人内部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不同态度，选定战场上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美国在英国支持下极力阻挠停战谈判时，就集中力量打击美、英军队；当英、法等国表示愿意接受停战时，就停止打击英、法等国军队；当李承晚集团疯狂反对停战时，就集中力量狠揍伪军。
１９５３年６月，停战谈判有了显著进展，李承晚集团却不顾全世界舆论的谴责，公然扣留我方战俘，阻挠停战谈判的签字。这时，彭总正在前线视察，他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决定“再狠狠地教训李承晚一下”，随即发起了金城进攻战役，向伪军４个师２５公里的防御正面展开猛烈突击。一小时内即全线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共毙伤俘敌七万八千多人，活捉了伪首都师副师长，沉重打击了李承晚伪军，迫使敌人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彭总一贯珍视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认为这是战胜共同敌人的政治基础。志愿军入朝后所有重大战役和重要行动，他都事先报告金日成同志，并多次到金日成同志住处汇报和请示。大家知道，彭总是一个不尚礼仪的人，但是金日成同志每次来志愿军总部，他总是亲自布置并带头搞好安全和接待工作。他要求志愿军全体指战员不能以大国的援助者身份自居，对朝鲜劳动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要切实尊重，虚心学习。
他说：“对待朝鲜同志，必须看人家的优点，学习人家的优点；如果找缺点，自己就有，何必到国外来找呢？”部队一入朝，他就发现朝鲜人民军用步兵武器打飞机和设置交通调整哨的经验很好，立即发出指示，号召学习人民军的经验。彭总常常赞扬朝鲜人民军是一支作战很勇敢、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在他的要求下，志愿军各部队多次组织参观学习组到人民军去学习先进经验。他非常赞赏朝鲜出版的中文报纸《战友》，要求作为重要读物发到部队，组织干部、战士认真阅读。他对侵略者给朝鲜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无限同情和关注，自己带头节衣缩食，捐助朝鲜人民渡过暂时困难，并号召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帮助驻地人民群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他严格要求部队切实做到爱护朝鲜人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彭总非常重视前线作战对国内、国际的影响。１９５１年１月４日汉城解放以后，传来了北京广场彻夜狂欢庆祝胜利的消息，彭总很不安，立刻把参谋长叫来，说：“以后发战报要考虑战场情况可能发生的变化，注意留有余地，不要使我们自己背上包袱。”当时，正是运动战时期，我军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应过分重视一城一地之得失。后来，朝、中人民军队为了在运动中歼灭更多的敌人，于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４日主动放弃汉城，彭总又特地发电报给周总理，报告我军北撤的意图，提请国内注意可能引起的波动。
他关心整个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建议，并建议组织军队干部轮流到朝鲜战场参观学习或代职，作为培养锻炼军队干部的重要方法。他看到全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生产任务超额完成，抗美援朝运动全面展开，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常常情不自禁地唱起民歌。他说：“应该让我们的干部、战士派代表回国去看看，到实地去亲眼看一看，那同读报听广播是不一样的。”在彭总的关怀下，志愿军多次组织回国代表团，把志愿军全体指战员的心意带回祖国，又把全国人民的心意带到前线。
为了保证军队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彭总特别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了加强志愿军党委的集体领导，在他的建议下，吸收各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参加志愿军的领导工作。他一向认为，要使部队思想好、作风硬、纪律严、战斗力强，关键是有好的带头人。因此，他对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抓得很紧，要求很严。有一次一位高级干部到前线了解情况，由于炮火猛烈，只前进到团指挥所。彭总听取汇报时，质问他为什么不去第一线，并责令其立即返回前线把第一手材料带回来。对待干部，他不管你来自那个地区，那个野战军，有成绩就表扬，有错误就批评，从不看人行事，厚此薄彼。
某军是解放战争后期起义的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特别是在解放汉城和汉江阻击战中，英勇顽强，打得很好，他表扬说：“你们为祖国立了功，要优先改装，将来整编，也一定要保留你们这个军的番号。”后来果然给这个军优先改换装备，军队整编时，撤销了几个军的番号而保留了这个军。他非常重视人才，大胆放手地使用干部，充分发挥干部的作用和首创精神，只要你真正为革命负责、为战争负责，尽管大胆工作，一旦出了问题、犯了错误，他会替你承担责任。因此，在他领导下工作，大家勇于负责，心情舒畅。相反，假若你右倾怕死、不负责任、打滑头仗、作风不正派，不管你职务多么高，资格多少老，过去的功劳多么大，他都毫不客气地给予严厉批评，因此，也有一些人确实很怕他。
但是，批评过后，当你认识、改正了错误，他又会高兴地对你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现在又该我向你作检讨了，我对你的态度不好嘛！”在彭总的领导和带动下，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以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以最高荣誉——“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授予彭德怀同志。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３日，在金日成同志亲自参加下，于平壤举行了隆重的典礼。１９５３年８月１１日，彭德怀同志从朝鲜凯旋归国，首都人民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彭德怀同志为朝鲜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受到朝、中两国人民的尊敬。但是，更可尊敬的是他虚怀若谷的谦逊态度。他总是把胜利归功于英雄的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归功于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政府，归功于中国人民和党中央、毛主席，归功于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全体指战员。每当谈到自己，他总是说：“我向来对自己的估价是功过各半，有成绩，也有错误。”
他一向反对突出他个人。他曾批评宣传工作过多地报道他个人的活动。他说：“你们的眼睛应该向下，群众里面的好人好事多得很，应该宣传他们嘛！”许多摄影记者常为难以摄录彭总活动的照片而苦恼。不论在任何场合，每当彭总发现记者们的照相机对准他的时候，他就扭过头去，生气地说：“我有什么好照的？去给战士们照相嘛！”记者们为了完成报道任务，有时不得不通过志愿军其他领导人向彭总反复说明理由，才能得到拍摄的机会。
勇敢，是革命军人的一种美德，这在彭总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他在朝鲜战地纵横驰骋，从来不顾个人安危。他不愿住掩蔽部而乐于住民房或临时搭的简易住房，有时敌机在头顶上盘旋扫射投弹，他照常聚精会神镇静自若地思考问题、查看地图或阅读文件，对敌机不屑一顾。一次，防空警报以后，敌机数架飞来，对准彭总住处猛烈俯冲扫射，警卫人员刚刚把他拉走，子弹便穿透屋顶把彭总的行军床打了几个窟窿，刚进防空洞，洞门又中了几发子弹。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他却玩笑地说：“有马克思在天之灵，怕什么！”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彭总的安全非常关心，曾多次致电表示关切并提出要求，党中央也曾指示志愿军党委切实保障彭总的安全。为此，志愿军党委和几位领导同志曾专门开会做了研究，并指定专人负责。彭总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却经常为广大指战员的安全牵肠挂肚。每当去部队视察，他总要仔细察看工事构筑是否坚固适用，并和指战员们一起研究如何更好地保存自己，减少伤亡，消灭敌人，坚守阵地。
他工作起来有一股忘我的干劲，从来不知道疲倦，也从来不考虑自己的身体。医生鉴于他的身体状况，要求限制深夜工作，但是他办公室的灯光时常通宵达旦。１９５３年３月，他除严重的痔疮外，头部又生一肿瘤，身体日见瘦弱，大家劝他回国检查治疗。他却说：“这是小病，不要紧，死不了人！”继续照常坚持工作。后来周总理特地派人来朝鲜战地接彭总回国治病，彭总在朝鲜战局比较稳定后才动身回国。
凡是和彭总相处或者见过面的人，无不对他艰苦朴素的作风留下深刻的印象。彭总念念不忘用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标准来比较和约束自己。供给标准以外的东西，他从不多吃多占；供给制度以内的东西，他也尽量少领或不领。每当换发服装，他就叮嘱警卫员：“我的旧衣服还可以再穿一年。”警卫员告诉他：“你的衣服已经破了。”他说：“补一补还可以穿嘛！”他的办公室兼卧室，只有一张桌子、几个椅子和一张行军床，此外就是挂满墙壁的地图。人们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偶尔给他单独炒个菜，他发现后总是给予严肃批评。
１９５２年元旦，彭总在志愿军领导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谈到“三反”运动时联系自己说：“我和警卫员开了个会，讨论了我还有那些方面可以再作些节约。我吸烟一个月要１２万（旧币，合新币１２元），一年要１４４万。如果我还能为党工作２０年，那就可以节省两、三千万。我决定戒烟，棉衣也可以再穿一冬。我为革命事业贡献不多，应当尽量节约，给人民多积累一点财富，这对我个人来说也可。”
从此，他就再也不吸烟了。金日成同志对彭总非常关心，常常送些食品给他，国内一些老同志有时也捎给他一点地方土特产，他总是分给大家共同享用。一次，有位老同志给彭总捎来一些湖南家乡的土特产，秘书照例给他留下一份，其余分给别人，他看了认为给自己留得多了，坚持要少留，并要求分给工作特别忙的机关工作人员，让大家都尝一尝。彭总的热情关怀，使大家深受感动。彭德怀同志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人民英雄。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无私无畏地南征北战，历尽艰险，在戎马倥偬中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光辉榜样，将永远激励着我们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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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5月26日 20: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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